（肖利亚/制图）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高若瀛 中秋节当天，还在家陪孩子的杨劲松，突然接到事业部经理的电话。
对方在电话里有些紧张，说他们的大客户新力地产，股价“跌了5毛”。
杨劲松起初没当回事，晚上再瞄股价时，却从头凉到脚：股价是从5块跌“到”5毛。
脑子一片空白的杨劲松，立刻跑到上海找到新力高层，对方却说，老板已经联系不到了。
他想，过去一年分批到期的质保金、到货款、安装款的3000万尾款，可能再也要不回来了。
杨劲松打理的是一家固装家具装饰企业，凭借自主研发的自动化产线，2019年入选了工信部第二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一年营收约2亿元。
这个差点猝死的企业，如今还在苦撑：为完成“保交楼”任务，眼下还有7000多万的合同需要继续投钱，工厂租金和工人工钱也不能停。
如果说，新力或者地产业在当下有特殊性，但像杨劲松一样，遭遇客户拖欠货款的中小供应商们，并不在少数。
2021年11月，《经济观察报》联合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针对协会的会员企业进行了一份围绕“账期”的问卷调研。
之所以选择广东省，是因为这里是中国的制造业重镇，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超5万家，居全国第一，且工业门类齐全。
一直以来，中小企业收款难，备受高层关注。清理拖欠也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就包括去年7月发布、9月实施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随后全国各省都专门设立了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登记（投诉）系统。
在这些举措实施一年多之际，12月1日最新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再次强调要“依法依规加大对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整治力度”，并指出“受国内外复杂严峻环境和疫情多点散发等因素影响，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增长较快、被拖欠情况增多”。
展开全文在这次调研中，参与调研的118家企业，77%来自加工制造业。尽管调研样本数量有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中小企业的所面临的情况。调研结果显示：超70%企业在过去一年中有被拖欠款项；82%的企业认为，其所属行业存在账期过长的现象；超六成企业主表示，行业账期困局正在加重。而这些被调研企业中，约1/4还是广东省和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详见07版《“供应链相关企业账期现状”联合调研报告》）
年关将至，一场清欠之战打响。而这次，中小企业又能否从账期中突围？
困在账期里
订单来了，紧跟而来的是账期。“订单拿的越多，死的越快。”李晟说见过太多被不断累积的账期拖垮的同行。李晟也经营着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017年，在企业营收还在快速上涨的年头，李晟断然砍掉了近20%的客户，“实在受不了了，企业营收的数字看着不错，但账户里没钱，全是应收账款，账期越拉越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截至10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18.90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51.6天。
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落在杨劲松的头上，就需要乘以7甚至是14。他说，他承接的地产项目，整体结清账款的周期平均为2年。
这次调研也显示：国内业务平均应收账款天数，31%的企业在60-90天，29%的企业在90-180天，9.4%的企业甚至能达到180-360天。
账期本质上是一种商业信用，是厂商向购买者供货后，直到购买者付款的这段时间。面对采访，没有一家供应商能准确说出，客户的账期究竟是如何从30天、60天变成90天的。
在负责国内某品牌手机供应链采购业务近五年的潘方看来，他们会评估供应商相对于集团的战略地位，再给出相应的账期，从30天、60天到90天不等，尽管从采购角度，账期对外是声称不能变的，但背后的实际操作会有差别，“一些关键、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供应商话语权更强，但像一些中低端产品如注塑件，这些供应商的账期，已经从去年的60天涨到今年的90天。”
以小家电供应链生态来说，“3+6”长度的账期，是行业常态：即3个月到期后，下游客户会再开一张6个月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小企业一年能周转4次的流水，生生被拉长不到2次。
同样的情景，在地产业更为普遍。杨劲松清楚记得，2016年，他第一次从万科、华润拿到商业承兑汇票时还一头雾水。他专门看书研究，最后得出一个今天看来似乎“显而易见”的结论：这不就是“赖账”么。
好在，万科、华润在供应商间的口碑不错，商票的流转和兑付没出过问题。但从那时起，杨劲松感觉，越来越多的地产商，开始在应付账款中夹杂着银行承兑、商业承兑，以至于本就不算短的账期，变得更加漫长。
口碑欠佳的地产商开出的商业承兑，纸面价值会在长时间的等待兑付中，大打折扣。前不久爆雷的恒大地产，仅2020年末的应付票据余额就高达2057亿元，主要都是商业承兑。
“恒大的商票现在打五折都没人要。”没接过恒大订单的杨劲松，开始还庆幸躲过了这个天坑，但没想到新力地产也爆雷了，“产业链都是连环套，你不知道他还欠着谁的钱。”
仅恒大一家2000多亿商票背后，被套牢的就是数以千计的大中小供应商。一个合理的结论是：如果账期短一点，这些出现问题的公司，产生的链式反应，或许不会如此强烈。
相比之下，李晟就幸运得多，他将这种幸运归结于自己的“保守”。当2018年，有些企业扎堆挤进新能源充电桩的风口时，李晟避开了这个雷。追风企业找来时，希望李晟给出的授信不低于6个月，最好能到12个月，他们才能周转开资金，“但行业中间稍微有点问题，很多企业直接就倒掉了，如果当时我接下那几批订单，至少亏进去1500万。”
但李晟的同学就没那么幸运，给国内一家头部白家电品牌供货三年，倒亏50万。在李晟看来，问题不仅在于账期的长与短，背后还有人为设计、人为操纵的因素。
李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假设银行贷款利率是4.4%，这些大品牌客户也按照该标准给供应商发放商业承兑汇票，参考的是“3+6”的周期。如半年到期兑付，利息就减半为2.2%，“但很多时候，我们着急用钱，时间未到不一定能兑得到，有很多人专门收这种票。本来半年只需要2.2%利息，他们却要按6%-8%回收商票。但他们在企业内部有关系就能兑付，这中间就存在不小的套利空间。”
事实上，根据经济观察报的了解，在一些大型企业周边，普遍活跃着一群以票据为生的群体。更甚者，企业的内部人会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要供应商到其指定的地方贴现。这些指定的地方当然会要求更高的贴现利率，但他们却同时能够按更优惠的利率从企业处得到兑付。
在核心企业的生态供应链中，大企业无需在银行做抵押，就能随意开出“信用支票”，不能“银货两讫”的供应商们，深陷商票流转的困局之中。
何以如此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能是更短账期？
李晟的理解是，中小供应商的货款相当于大企业的无息贷款，当然占用的时间拖得越长越好，“生意面前，现金流是最重要的。”
很多看似奇葩的拖欠理由，在保卫现金流面前，都能解释得通了。比如，银行月底对企业账目余额进行清点的时候，更多现金，是企业获得更多贷款的保障。再比如，上市公司在披露中报、年报前后，对供应商的应付账款也往往处于收紧状态。“在这些时点，你是甭想拿到钱的，什么要竞标买地，其他供应商没完活、项目就不能整体结算等等，都是他们拖欠的理由。”在杨劲松看来，本来只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内部KPI考核指标，与企业经营的交易往来，并没有直接关系，却逐渐让账期越拉越长。
事实上，在会计学和很多公司研报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表述：通常情况下，应付账款周转天数越长越好，说明公司信誉良好，对于供应链的把控能能力较强，可以更多占用供应商货款，来补充营运资本而无需向银行短期借款。如果企业的应付账款大于应收账款，无非就是利用他人资金获取“借鸡生蛋”之利。
在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缪因知看来，企业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变相融资。大企业在往下游销售货物时，往往是快速回款；若此时尚未向上游供货商结账，暂时钱货兼得。大型制造商、销售商的供货商较多，积攒起来相当可观。
一个可见的扩散是：世纪之交时，账期过长、拖欠供应商款项的重灾区，更多集中在批发、零售和地产行业。像超市等大型销售商在收到货物后，拖延交付上游供货商应得的款项，近乎行业惯例。但当时中小企业的应付账款周转率，相对是较快的。
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耿建新，曾研究过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应收与应付账款周转天数，他当时分析认为，成长性好的企业尤其注重与供应商的合作关系，一般不会随意逾期还款或拖欠供应商的货款。
事实上，过去十几年间，供应商们面对的账期，也并非持续地线性增长。在金融危机过后的2013年-2017年，中国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同比增幅分别为14.0%、10.0%、7.9%、9.6%、8.5%，总体是趋于下降趋势的。但2018年下半年以来，应收账款增速降低趋势逆转、提速至今。“中小企业以前也受其害，但这两年因为疫情，市场销售出现滞胀，过于追求规模增长的供应链核心或关键企业，就掩盖不住原来的问题了，很多管理问题也在这时集中暴发。”供应链咨询管理学者辛童说。
当账期拉长的现象，从批发、零售和地产扩散到更广泛的制造业，伤口开始大面积隐隐作痛。
在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刘晓欣看来，当前困扰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是融资难、融资成本高，为增加企业竞争优势所提供的商业信用——账期的延长无形中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侵蚀企业利润，造成实体经济企业资金链紧张，加速不良资产形成。
在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谢泓看来，中国企业应收账款占流动资金的比重在50%以上，远远高于发达国家20%的水平；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造成逾期应收账款居高不下，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一大顽症。
中小企业清欠史
中小企业款项拖欠问题由来已久，政府也早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其实早在2002年，我国就制定了《中小企业促进法》，2017年做了修订，其第五十三条原则性规定“中小企业有权要求拖欠方支付拖欠款并要求对拖欠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要求纠正一些政府部门、大企业利用优势地位以大欺小、拖欠民营企业款项的行为，并多次就建立防范拖欠长效机制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李克强总理多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款项工作。
2018年开始施行的新版《中小企业促进法》第五十三条，就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违约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程、服务款项。中小企业有权要求拖欠方支付拖欠款并要求对拖欠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2018年底，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启动了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转年4月，两办印发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也要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我看到许多材料反映，拖欠中小企业应收账款成为一大顽疾，‘货卖出去、钱收不回来’已经成为较普遍的现象。这种情况如果延续下去，会大大打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信心。”在2020年7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如是说。当天会议通过《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草案）》。当年9月，国务院公布实施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一度被中小企业主视为转变困境的“强心针”。
该条例第八条九明确规定：“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当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30日内支付款项；合同另有约定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日。大型企业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当按照行业规范、交易习惯合理约定付款期限并及时支付款项。”
此外，第十条也明确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使用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应当在合同中作出明确、合理约定，不得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不得利用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变相延长付款期限。”
《条例》出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了维权武器，一系列举措取得一定成效。数据显示，自2018年11月份部署清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以来，到2020年12月底，集中清理拖欠民营和中小企业账款行动，全国已累计督办企业投诉问题线索3万余件，累计清偿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逾期欠款8500多亿元。
问题正在得到缓解，但企业面临的困境依然现实。
本次调研也显示：超70%的企业过去一年中仍有被拖欠款项的情况；75%企业认为行业存在账期困局，其中超过6成企业主表示，困局正在加重。
《条例》刚出台时，李晟曾认真看完了关键款项，就注意到了第八条中间的数字。他曾试探地给自己一家国企客户敲边鼓，看能否把账期压到60天，“结果对方说，你可以试试，你可以不做。其实就算60天付款期限到，企业也能搞出各种名目拖着不给。”
国家前有法条，为何企业能后有对策，且不参照执行？究竟如何把握行政强制性规定与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关系？
其实，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刘长春，在2020年《条例》正式公布的政策吹风会上，以“付款期限”为例给出过解释。因考虑到商事活动的复杂性，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这两类不同主体的“付款期限”作了差异化规定。特别是大型企业，市场交易活动复杂多样，不宜“一刀切”地对付款期限作出强制性规定，避免行政手段不当干预经济活动。
在辛童看来，中小供应商在大品牌商面前没有话语权，“供应商去告大品牌商，他还要不要做这个生意呢”，即使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法律，没有相关部门监管执行，很难在现实的商业合作中落地，“立法的关键在执行。”
最新部署
当12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重申要“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时，中小企业正面临不同以往的环境变化。持续高企的原材料价格、用工难用工贵、物流成本，甚至是用电紧张，都让中小企业承压运营。
现在，年关将至，工人的工资要付、疫情还存在不确定性，不断拉长、拖欠的账期，很可能成为压死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缪因知看来，政府在当下时点再提清欠中小企业账款，明确了加强整治的态度，特别是在去年实施《条例》之后，工信部牵头在全国各省都推行了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登记（投诉）系统，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他认为，像此前《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大型企业应当将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金额等信息纳入企业年度报告，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相当于让企业自己报告自己欠钱，在落实时会遇到现实阻力，不如建立完善的被拖欠方投诉报告制度，加快此前平台举报的受理确认，让拖欠的后果能快速体现。
类似的情况，同样体现在《条例》的部分规定，在落实责任时，责权边界仍有待明晰。比如，《条例》第五条规定：行业协会商会应“禁止本行业大型企业利用优势地位拒绝或者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
但在一位不愿具名的家电行业协会负责人看来，协会没有立场、也没办法插手企业间的经营和交易，过去一年多，他们能做的更多是将会员企业反馈的拖欠问题，汇总上报有关部门。
另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工作人员认为，下一步的关键是有哪些更实际的措施，比如《条例》第十一条应该增加一个选项：“失信惩戒”。
就像经济学家分析的那样，账期过长，本质上耗损的是商业信用。隐含的代价是加大筹资成本、降低企业公信力。如今，这种耗损的代价正在显现。
杨劲松认为大地产商们依靠供应商垫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活下去是最要紧的，创业之初，没有预付款我们也接项目，现在没有30%的预付款现金，门都没有。”他还观察到，以前众人捧月般的地产采购经理，如今给他们打电话都变得客客气气，就希望他们不要停工，能否宽限还款时日。
在账期这件事情上，既做国内生意，又有国际客户的李晟，体感犹如“冰与火”。尽管国外客户也有账期，但普遍控制在60天，到期准时付现金，不会再开银行承兑、商业承兑变相拖账。
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背后，还映射出国内市场的营商环境。一些优秀的制造商，不愿意做国内市场，总是感觉国内市场营商环境不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欠款问题。“包括去年到今年，上游材料价格涨得这么离谱，国外企业认为材料成本涨幅超过一定幅度后，他会给我们一些商议空间，大家可以坐下来谈。”在李晟看来，国内这些大企业几乎不会这么做，他们与供应商的关系更像是在较劲博弈。尽管很多企业日益强调要做可持续、共享生态链，但这些中小供应商们的体感却更直接，“他们做的和说的不一样，生意面前，现金流是最重要的。”李晟说。
“不是说国外企业就更有良心，但西方是信用社会，银行每年会给企业做信用评级，万一被供应商告上法庭，伤及信用，企业从银行是拿不到贷款的。”辛童说。
这也是耿建新当年翻译国外财务会计教材时的感悟：为什么国内企业更关注应收账款周转率，而德国和美国都将应付账款周转率作为一项风险控制指标？“其实就是强调有钱赶紧还，企业要有诚信。”彼时，耿建新还给正准备去海外竞标的某国企建议：先把趴在账上的应付账款都还了，不然，一个项目都拿不下来。
在李晟看来，商业逐利本无可厚非，但前提是要赚取合理利润，“账期过长，违背了商业的本质——流通，正所谓流水不腐，流通才能产生价值。如果不流通，商票就是废纸一张。都说信任是最小的成本，信任也可以是最大的成本。”
（应受访者要求，李晟、潘方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