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陈白/文迪迦奥特曼被下架整改后恢复，暴力动画片被禁播、江南布衣出现的邪典童装事件，一系列事件的密集发生，再次把未成年保护提上了热搜话题。
与此同时，在公司层面，国内的游戏、短视频、直播等等主要流量平台的未成年防护机制近期也在加速升级之中。
比如近期抖音宣布，14岁以下实名认证用户已全部进入青少年模式，未来新注册的用户也将直接进入。在此模式下，用户每天只能使用40分钟，且晚22点至次日早6点不能使用。在视频平台中，严格到这个地步的，这是首家。不仅如此，9月26日，抖音还举办了“全面发展—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研讨会”，邀请学术机构、当地媒体共同探讨如何协同参与，保护未成年人用网安全。
按照《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人数达9.89亿，其中学生占比达到21%，也就是已超2亿。未成年保护并非一个新话题，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日益成为我们生活、阅读、视听的基础设施之时，如何在无处不在的移动互联世界为未成年人建立起有效的保护机制，正在成为对于互联网公司的新考验。
一段时间以来，对于互联网公司社会责任的强调，被推至了焦点位置。在传统管理学语境下，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但在互联网时代，随着流量的影响力在不断增长，对于互联网公司们来说，社会责任也意味着全新的内涵。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简单用技术或者工具来定义互联网公司，它们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他们的产品，不再是以往传统意义上的商品，而是具有媒体、社交、商品等多重属性，这种包含着公共属性的存在，天然意味着互联网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也对企业的非市场战略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在技术手段上对青少年模式的不断升级，只是互联网公司对于这一认知改变的一个例证。另一个行业性例证是，在最新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讨论互联网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已经成为了独立的论坛。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的是，未成年保护问题，在全球互联网公司中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课题。
比如此前Facebook曾经公示了一项为13岁以下低龄用户建立新版Instagram的计划。但该计划遭到了不少抵制,抵制者认为“对年幼的孩子来说,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没有Instagram”。而尽管拥有强大的人工智能与人类审查员团队,YouTube同样在未成年保护方面进度缓慢。在这种困境下，为了防范产品设计可能存在的漏洞，抖音官方还推出了“健康用手机DOU来找bug”征集活动。
在技术手段上的加码，是有责任的公司保护未成年的第一道防火墙。但更为重要的保护，还是来自于公司战略层面的设计。以江南布衣为例，没有人会相信，那些邪典童装出现在公司广告和各大卖场，其责任在于设计师，管理层会完全不知情。
在今天我们讨论未成年人的保护，更多还是基于商业公司的自律、强化家庭教育、院校与社会共同普及正确网络观的动态过程。但当从《未成年保护法》专门强调网络保护，再到近期网信办针对未成年保护的清朗行动，都已经清晰的释放了这样的信号：从公司的层面来看，重新思考自身业务所形成的社会影响，不仅仅是简单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更会事关企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