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衣料到爱建，不会吃亏，不会受气。
四五十岁的上海人
对这句广告一定不陌生
爱建公司，全名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民营企业，经营领域横跨多个行业。到了90年代，爱建纺织品更是占据上海纺织品行业龙头地位，被称为“呢绒大王”。顾客挑好布料，可以直接在店里找裁缝量尺寸做衣服，定制的衣服贴身、挺括、有面子。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上海棉纺织业产能调整，爱建纺织品已经不复存在。宋宏阳被裹挟在时代浪潮中，见证了爱建纺织品的高潮和低谷。宋宏阳年轻时曾在爱建纺织品爱邦分店做裁缝，他也是上海现存为数不多的“红帮裁缝”。如今，他仍在曾经的布店原址守着一爿小小的服装工作室，延续着红帮裁缝的匠心，操心着留给这门手艺的时间不多了。
△红帮裁缝宋宏阳。
时代的浪潮
展开全文宋宏阳是宁波奉化人，那里是裁缝人才辈出的地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的发迹与上海息息相关。1843年，上海对外开埠，来上海的西方人猛增，国内的洋行买办、银行高级职员、富家子弟、社会名流等追随时尚，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 “西装热”。宁波自从辟为通商口岸以后，风气开放较先，又与上海近在咫尺，受到 “西装热”影响，大批宁波裁缝涌入上海。
“红帮裁缝”称谓的由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红帮”的说法，是因为当年裁缝的主要客户为外国人，社会俗称“红毛”，由此而来。也有人说，做衣服的这些裁缝师傅，大多来自宁波的鄞州、奉化一带，师徒相承，上海人就称这些人为“奉帮裁缝”，因为吴语“奉”“红”相近，因此演变为“红帮裁缝”。
不论如何，宁波裁缝的技艺已被推崇至艺术的高度。根据当时上海西服同业公会的资料显示，彼时上海西服店多达700多家，红帮裁缝开设的就有420多家，占约60%。中国第一套西装、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家西服店、第一部西服理论专著、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都是红帮裁缝开创的。
△宋宏阳1987年来到上海。
受到同乡前辈们的影响，当年16岁宋宏阳在宁波学了两年裁缝技艺后，也来到上海闯天下。“80年代，上海人开始走出国门，出国差考察、学习、差旅，都想要穿一套体体面面的西服。”宋宏阳年轻肯吃苦，先是在仙霞路茅台路附近开了一家小店，做来料加工，后来看到爱建纺织品在招工，就去了，进了零陵路上的爱邦分店做裁缝。
△宋宏阳曾在爱建纺织品爱邦店做裁缝，至今仍保留着爱建的收据单。
△爱建纺织品的塑料袋，罗列了诸多分店的地址。
“我做的第一个月，工资200多块。第二个月，850块。第三个月，你猜多少？1500块！”宋宏阳伸出两根手指说，“当年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也才200多块。”与此同时，爱建纺织品也迎来了巅峰期，为了提高爱建呢绒品牌的知名度，爱建纺织品公司从单一的面料经营逐步向成衣化方向发展，并开设诸多分店。从1994年到1996年间，爱建纺织品连续三年获得上海市纺织品行业销售、利润双冠王。爱建纺织品以“货真价实、包退包换”吸引顾客，“呢绒大王”闻名沪上。
△爱建纺织品的包装礼盒，当年是上海的呢绒大王。
进入新世纪之后，上海市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消费选择越来越多，各种国内外的成衣品牌出现在商场里，买布料定做衣服的人逐渐少了。“2004年，爱邦店关门，我出了十多万把剩下的布料都盘了下来，继续做裁缝生意。”宋宏阳这一坚持就是十多年，“布店原本是开在地下一层的，我继续在原址经营，直到三年前，出于消防安全的考虑，搬到了顶楼28层，虽然面积小了，但不潮湿，不必像以前那样总是担心布料会发霉。”
△爱建纺织品爱邦店虽然已经关闭多年，但外部装饰仍然保留着。
△当年，顾客在店里买好布料，可以请宋宏阳定制衣服。
宋宏阳的工作室只有他一人打理，虽然只有20多平，却也算敞亮。工作室所在的爱建大厦，是1980年国内首批外销商住两用侨汇房。穿针引线疲惫之余，泡上杯茶，远眺28楼的风景，很是惬意。手中的、脚下的，皆是历史。
△宋宏阳在工作室门口。
最后的坚守
宋宏阳从不为自己的工作室打广告，如果非要计较的话，也只有门口那一块红色招牌：“有瑕疵的奢华，匠心最后的坚守。”有顾客问：“哪有人说自己手艺有瑕疵的？”宋宏阳反问：“只要是手工做出来的，怎么会没有瑕疵？哪怕是一排扣眼，也会有大小和针数上的细微差别。”
△工作室只有20多平，放了很多衣服和布料。
△宋宏阳踩上椅子取布料。
酒香不怕巷子深，宋宏阳的客户都是多年来积累的回头客，40到60岁为主，经济稳定，有审美情趣，不喜欢“撞衫”。男士找他定做中山装、西装、夹克衫，女士款式更丰富，西装、旗袍、大衣、连衣裙……
△熨衣服的铁凳用了几十年。
△每件衣服都是纯手工制作。
红帮裁缝以做高档呢绒为特长，讲究三维一体。“是不是红帮裁缝，看细节就知道了。领子、袖子、口袋，手艺扎不扎实？衣服铺在桌上是不是平的？是平的就不对了，因为人的身体是有曲线的，衣服要贴身，也得有曲线。”宋宏阳说起来头头是道。
而最能显著辨别红帮裁缝身份的，是纸样。宋宏阳有满满一箱用旧报纸打的版样，在用布料之前，先在纸上打样，这是师傅流传下来的方法。一堆在外人看来七零八碎的报纸，却是红帮裁缝之间的默契，“把纸样拿给任何一个红帮裁缝看，他都能把衣服做出来。”
△最能显著辨别红帮裁缝身份的是纸样。
可惜这样的默契正在消逝。“据我所知，全上海的红帮裁缝店不到十家，祖上传下来的手艺就快要失传了。”每每想到这里，宋宏阳都有些焦虑。宋宏阳曾经带过十几个徒弟，可到现在还在做裁缝的只有一人，其他人有的开出租车去了，有的做钟点工去了，赚的都是快钱。
△羊绒布料一米一千多块钱，如果一刀下去剪坏了，就是千百块的损失。
△针线包是套在手臂上的。
当年宋宏阳做学徒时，师傅已经76岁了。“我85年开始学，但直到92年师傅才准许我动手剪布料。为什么？因为羊绒布料一米一千多块钱，如果基本功不扎实，一刀下去剪坏了就是千百块的损失啊，那时候人一个月工资才那么点。”一方面，做红帮裁缝利润空间小，学习周期长；另一方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耗不起时间。这就形成了红帮裁缝如今的尴尬局面。
△宋宏阳说工作到这个岁数，已经不在乎赚不赚钱了。
△宋宏阳把衣服挂上衣架。
如果，在上海、宁波或其他省市的某个小店里，如果，有那么一个年轻人正在挑灯传习红帮手艺，宋宏阳以过来者的身份，希望下一代能有所突破：“中国裁缝缺的是设计感。花点心思做有设计感的定制服装，只有生存下去才有可能赢得竞争。”
△宋宏阳的客户都是多年来积累的回头客。
△宋宏阳希望中国年轻一代的裁缝能在精进手艺的同时，注重设计感。
转自：东方网
记者：柏可林、孔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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