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信托业的发展，没有像英国、日本、美国等国那样发展成为国家金融、服务机构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的信托和中国近代信托并无多少继承关系，中国近代的信托业随着它产生的母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灭亡而消失了。在1921～1949年短短的28年时间里，中国的信托业几经起伏，走过了坎坷不平的历史，有着自身的特点。
（一）严酷的经济环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封建势力还很强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以商品经济发展为依托的信托业极难开展。落后的自然经济再加上帝国主义的掠夺，使得中国的民营信托业资本很少，这就决定了它以后不得不从事银行、保险生意，以副业养信托，从而使真正的信托业受到冷落。
1920~1940年的旧中国，缺乏安定的社会环境，这也是信托业在中国未能发展的原因之一。动荡不止的中国，再加上日本的侵略，以及1946年的内战，国家无一日安宁。信托业依靠长期的信托存款开展业务，而战事使人们遭到不可避免的损失，人人自危，因而使信托业不得不千方百计从其他业务中积聚资 金以求维持，使得信托事业捉襟见肘，窘态丛生，难言发展。
（二）民营信托无法与官办信托相抗衡
旧中国信托业成立时，并不是商品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而是社会游资寻找投机场所的需要，因而信托机构当时主要从事证券投机活动，带有浓厚的投机色彩，从而影响旧中国民营信托业的发展。由于信托机构创立时“先天不足”，发育阶段注定“畸形”，注定了在发展过程中“后天失调”的命运。只要在其经营过程中遇到经济或金融危机就会大量倒闭，这就造成建国前信托机构数量少，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弱小地位的局面。民营信托业务虽然涉及的方面较多，业务种类也不少，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大量业务是代理性质，并且在代理业务中主要侧重于带有一定投机性质的房地产经营和有价证券买卖业务。这使得民营信托业无论是在资本、机构还是业务上都无法与官办信托机构相抗衡。
官办信托业从创立到开展业务都依赖于国民政府，其资金来源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1935年创立的中央信托局，其资本由中央银行一次就拨给1000万元，超过了当时民营信托公司资本的总和，而且官办信托机构的资本不断地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官办机构的信托部各有后台，其资本不是仅以其信托部资本为依据。例如，中央信托局可以向中央银行无限透支，这就大大增强了官僚资本信托机构的实力。从机构的设置情况来看，官办信托机构的信托网络要比民营信托公司及银行信托部宽得多，中央信托局从其成立之初就在全国敷设信托机构网络。抗战胜利后，它有分局17个，办事处19个，到1947年分局发展为20个。此外，从业务上看，官办信托机构的业务范围极为广泛。首先它是国家机构，国家是其最大的主顾，自有做不完的生意；其次，国家下令给各信托局以特权，如中央信托局的强制储蓄、农行信托部的一些与农业有关的信托业务，以及中央合作金库的一些与合作事业有关的信托业务等。国民政府的这些支持 使民营信托机构只能望其项背，民营信托机构困于财力、人力等原因，其业务很难得以广泛开展。
（三）业务混杂
中国近代的金融事业，由于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业务重心经常发生变化。中国近代信托机构除了不能借发行而补充资金外，其余情况与银行业务相差不多，由于正当的信托业务不易做，于是就大搞副业。信托业维持经营副业如银行、证券、地产和保险以养本业。近代信托机构无论是官办还是私营，在业务上都是信托业务与银行业务交叉、相互渗透，而且有的甚至以银行业务为主业，尤其在私营信托公司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以存贷为主，以债权债务关系取代了委托代理制下的信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