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至10日，第三届金融四十人（CF40）曲江论坛暨 “西部发展新征程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论坛在西安召开。论坛聚集CF40常务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CF40学术顾问、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CF40学术顾问、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艳林，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CF40学术顾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陈文辉等重磅嘉宾。
与会嘉宾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西部大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带来了新机遇。有嘉宾表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西部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在此过程中，金融可以也必须有所为。另有嘉宾认为，数字化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可多尝试数字化合作新资产模式。
一、屠光绍：以自贸区金融开放、“一带一路”促进西部开放
CF40常务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在致辞中表示，新征程下，西部大发展面临三重任务。一是加快推进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二是进一步扩大区域对外开放；三是有效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具体如何推进？他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
首先，西部地区以加快构建具有西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并据此形成西部大开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其次，西部地区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抓住陆海通道建设机遇，打造西部发展新引擎。再次，以多措并举的方式缩小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为引导，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落实共同富裕的战略。
在金融助力西部地区形成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新格局中，屠光绍认为金融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一，通过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双支撑来服务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第二，通过自贸区金融开放和“一带一路”金融开放的双引领，来服务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需求。 第三，通过区域金融中心和金融科技的双赋能，来配合区域深入协调发展的需要。
二、尚福林：发展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促进西部大发展
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首先要肯定西部大开发的成就。截至2022年末，西部地区各项贷款余额41.7万亿元，比2000年增长了22.7倍，各项贷款余额占全国19.5%。资本市场方面，2022年末5061家A股上市公司中，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596家，数量占全国11.8%，较之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与此同时，他认为也要看到西部大发展还面临较大挑战。例如，在经济发展方面，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开放程度不高的矛盾突出。
再如，在产业结构方面，转型升级压力较大。第一产业占比高，第二产业中矿产资源产业比重大，高科技产业比重较小，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比重低。
第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任务依然艰巨。
最后，西部金融市场发展仍相对落后。融资总额占全国比重远低于东部地区。例如，2021年末，西部地区新增直接融资占全国的比重仅占9.9%。
如何破局，他提到四方面建议。
首先，发展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其次，增加绿色金融供给，服务“双碳”目标。西部地区是我国生态安全屏障，也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等重要水系发源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西部开发的根本，不仅关系着西部地区，更关系全国。第三，坚持创新驱动，支持数字化转型。最后，深化金融高水平开放，促进协调发展。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迎来新机遇。
他最后表示，西部地区西有中欧班列，南有西部陆海新通道，陆上通道正在不断的拓宽，西安是重要的连结枢纽，相信会吸引更多资源集聚。
三、黄奇帆：“一带一路”将深刻变革以海洋经济为主的世界经贸格局
CF40学术顾问、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指出，“一带一路”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之间优势互补、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还在于深刻变革了以海洋经济为主的世界经贸格局，形成海洋经济与陆地经济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一带一路”推动内陆地区形成陆港城市。自15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海运兴起并逐步取代了陆路运输成为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带动了一大批海港城市依港而兴。如今，从卫星地图上俯瞰夜晚的地球，灯光如璀璨星辰一般的城市群、都市圈大多数都沿海岸线分布，内陆的灯光则相对黯淡。这是过去数百年来海洋运输深入发展的结果，充分说明了远离海岸线上千公里的内陆城市往往处于海洋经济的“第二线”。
“一带一路”的推动，一下子将内陆城市顶到了对外开放的第一线，一些重要枢纽城市如重庆、成都、西安、郑州等地将因陆港的物流汇聚功能带来更多的人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汇集，从而带动加工贸易、先进制造、保险物流、金融服务等产业的兴起，进而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跟进落户，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
2022年，中国大陆与世界各国6.31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中，有近4万亿美元是与中国陆地相连或隔海相望的“6加1”个板块进行的。在海洋经济的格局下，这些贸易的运输方式85%是海运，15%是空运。
未来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中国大陆与这六大板块之间建立起高效便捷的铁路网和多式联运体系，完全有可能有近50%，也就是近2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在中国2.28万公里的陆上国境线上展开，通过铁路运输的方式实现。这2万亿美元贸易额将直接带动北上、西出方向上的西安、郑州、兰州、乌鲁木齐、沈阳、石家庄，以及南下方向上的昆明、大理、贵阳、南宁等内陆城市的发展。
未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继续带动海港城市进一步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则将推动形成陆港城市，开创海洋经济与陆地经济相联动，沿海城市群与内陆城市群相辉映的新局面。
四、尹艳林：可考虑在西部打造国家级现代化综合能源产业化示范基地
CF40学术顾问、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艳林表示，可以将“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推进新阶段西部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
一是要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夯实西部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二是要立足独特的能源资源禀赋，开展资源精深加工，培育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考虑规划布局建设一批现代煤化工重大工程项目，打造国家级现代化综合能源产业化示范基地。
三是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具有西部特色的数字产业集群。
尹艳林表示，要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业现代化是西部发展的重要方向。要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夯实西部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立足独特的能源资源禀赋，开展资源精深加工，培育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考虑规划布局建设一批现代煤化工重大工程项目，打造国家级现代化综合能源产业化示范基地。
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具有西部特色的数字产业集群。
五、江小涓：“一带一路”可多采用“数字化”合作新资产模式
数字技术是全球化向前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表示，“一带一路”可以更多采用数字化合作这种新资产的模式，目的是使“一带一路”的合作更有规则、更加绿色、更可持续，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江小涓表示，尽管逆全球化声音不绝于耳，但是数据显示，各种增长因素当中，贸易和投资仍然是最强劲的力量。中国2021年和2022年的三架马车对中国的贡献中：2021我们投资增长4.9%，消费增长12.5%，外贸增长了21.4%，其中出口增长约27%。2022年我们投资增长了5.1%，消费增长了0.2%，外贸增长了7.7%，出口约10%。在所有增长都不理想的情况下，贸易还是做了最大的贡献。
全球情况亦如此：贸易的增长比GDP的增长更强劲。这些事实表明：目前全球化虽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它仍然是疫情中的领跑力量。
为什么全球化并没有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江小涓认为这背后重要的原因之一为，数字是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量。
她提出数字一带一路的概念，并从四个方面阐述。
首先，数字电商平台利用数据资源和技术挖掘消费需求，降低跨国交易成本，在境外客户需求挖掘、海外影响推广、跨境支付、供应链管理与品牌建设等贸易促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到义乌看了一下疫情之后贸易的恢复，它有专门对‘一带一路’很多的平台，从制造到贸易到运输到落地都有高效的数字化服务。当地疫情之前的几万名线下采购者，现在变成了几十万名的线上采购者，很小的零售店可以直接跟供应商链接，拼单运输效率高成本低。所以带来了非常多的贸易机会”她说。
此外，数字化交易去除中间环节，造福普通民众。
第三，数字化投资以复制模式快速推进。
“尼日利亚的电网常年困惑于盗电的问题，最多一根电线上可以若干根钱来偷电，但是电力公司没有办法探知这种偷电的情况。而我们国内一家电网服务企业朗新科技，把服务国内电网的数字化套装软件带到国外去用就可以了，不用很多的重资产投资。他们做的最主要的就是复制、适调和培训，怎么使用、怎么运维，效果非常好，造福当地的企业，大家一起获利。这个可以用投资的方式、复制的模式来快速的推进”。
第四，远程数字服务降本增效保安全，促进投资与合作。
“一带一路”国家中，有些国家和或者国家内某些地区，局势不稳，人员在当地风险高。“现在想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当地的员工有一套3D设备，出现问题以后我们培训过的员工带着远程设备，对这些设备进行现场联线的检测，我们国内任何一个地方的专家可以和在现场一样的指导维修，大部分都可以远程进行。我们用这种方式极大减少了风险，我们的生产出口可以过去，又最大程度避免人到高风险现场带来的问题，可以带来降本增效保安全，促进投资和合作”，她表示。
六、陈文辉：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金融可以也必须有所为
CF40学术顾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陈文辉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二十大的重要要求，新形势下我国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存在五大机遇。
首先，在产业链重塑中寻找机会。全球的产业链在重塑，中国的产业链也在深刻的变化当中，有的产业在往外迁移，有的在国内市场上进行转移。产业链重塑重组或者转移有两个因素，一是纯经济的因素，二是非经济的因素，包括产业链安全的问题。虽然我国的人口成本在提升，部分地区的人口成本已经高出东南亚，但是西部部分地区仍有一定的优势。
其次，在“双碳”目标推进中寻找机会。西部在能源方面有比较优势，比如光伏风电的资源在西部非常密集。“现在大力发展储能技术，如果我们的产业转移到西部来，西部的能源比较优势就可以得到非常直接的体现”。
降碳需求带来相关产业发展机遇。过去西部部分产业里有比较多的碳消耗。在双碳目标的硬约束之下，压力可能会很大，但机会与压力并存。
第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寻找机会。在地缘政治风险下，我国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同比增长16.8%，比一季度国家对外贸易整体增速高出12个百分点。
第四，在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中寻找机会。传统的汽车产业，西方国家有百年的历史，中国赶超难度较大。而数字经济产业方面，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中国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后发优势。
第五，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寻找机会。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可以使我们从资本要素的流动到产品的流动更加畅通。流动更加有效率以后，对外相比会更具有优势。
金融如何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回答这个问题，陈文辉认为要做到三点。
首先，完善金融市场制度建设。如何避免金融脱实向虚，如何让金融制度的设计更加科学，来减少金融产品的嵌套，避免资金的空转，培育长期资本、耐心资本，让长期资金能够获得持续的回报，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需要花大力气来做。如何提升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如何使得短钱真正变长钱，愿意变长钱，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非常大的课题。
其次，大力发展养老金和长期寿险。“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老龄化的问题，现在中国人口出生率非常低，这是不争的事实，老龄化的压力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钱来解决，所以这是一个财务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为老龄化风险提供财务保障”。
陈文辉认为妥善解决老龄化问题同时可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提供大量的长期资本。他表示，这方面国际的经验很多。例如，欧美养老金和养老市场的发展，长期寿险市场的发展与资本市场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相互裨益。而目前我国的国家养老金GDP占比较低，养老金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保险业要发展好主业，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他表示，中国的保险业这几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中间也确实有不少的问题。包括短期化的问题，包括内部的循环问题。可能今后还要花大的力气，使得财险更好地服务好产业健康发展。比如农业保险，农业是根基性的产业，对于农业怎么服务好，这里面有很多文章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索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金融在其中大有可为，而且也必须有所作为，否则金融的价值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