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顾惠忠 陈永辉
2021年12月11日，迪哲医药实现科创板上市， 阿斯利康亚洲研发中心转型后从成本中心向利润中心出发。在众多跨国药企关停中国研发中心，或将中国研发中心转型为孵化器等其他功能时，阿斯利康的做法显得与众不同。
跨国药企
批量关停中国研发中心
2004年，罗氏在上海张江成立中国研发中心，这是罗氏在新兴市场设立的首个研发中心。2006年，阿斯利康也在张江设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研发中心。此后近10年间，辉瑞、诺华、默沙东、强生、赛诺菲、诺和诺德、礼来、艾伯维、大冢等跨国医药巨头纷纷在上海、苏州、北京设立中国研发中心。
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随着2015年艾伯维中国研发中心的关闭，诺和诺德、礼来制药、葛兰素史克、诺华等跨国药企纷纷解散或关闭中国研发中心，时间最短的艾伯维中国研发中心只存续了6年。
2017年底，礼来将中国研发中心变身为中国创新中心，目前又变成了投资公司。2019年3月6日，诺和诺德将中国研发中心转变为孵化器。诺华花巨资在上海建设的现代化临床前实验室于2019年12月关停，至今未能明确下一步的利用方法。最早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罗氏，2019年追加投资8.63亿人民币将中国研发中心升级为全新的罗氏上海创新中心，但2021年5月18日也将其改造成了孵化器。
目前，整改后还在存续的一些跨国药企中国研发中心更多地是为临床试验服务，已不再进行早期药物研发，只有日本大冢（上海）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等几家在坚持。赛诺菲在关闭上海研发中心后，于2021年4月13日宣布启用苏州研究院，面向全球招募人才，预计2022年底前招聘50名研究人员，针对炎症、肿瘤和免疫进行药物早期研究。
变化如此之快，既有跨国药企普遍遭遇的内部成本压力问题，更多的是中国市场变化带来的战略选择问题。其实，一些欧美跨国药企关闭日本研发中心后，转向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属于跟风，并没有真正从需求和战略安排出发。21世纪初以来，跨国药企的内部研发产出率在持续降低，相反，更多的创新药项目来自于小型创新型公司。德勤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研发创新回报率排名全球前12位的药企中，平均研发回报率从2010年的10.2%跌至2015年的4.2%。研发中心是成本中心，跨国药企在收缩研发投入和调整产品线的时候，对跟风设立的中国研发中心调整在情理之中。
跨国药企中国研发中心的资源不能与总部相提并论，如果中国研发中心负责人在总部的层级不高，常常面临有成药概率的项目被总部抢走的问题，因此，很难出成果。从环境变迁来看，随着2015年我国药品审评审批部门加入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在境外进行的临床试验数据也可在境内新药注册时使用，而中国临床试验成本优势已渐渐下降，为新药在我国注册服务的研发中心作用明显下降。
也是在2015年，国家开始重点支持创新药研发，民间资本看好创新药市场，政府给政策，资本愿意投钱， 由香港交易所先导，上海、深圳交易所跟进，我国资本市场鼓励创新药研发企业上市。科学家创业在资本的支持下，不仅解决了创业资金的问题，个人价值也能很快货币化，由此，一批又一批科学家下海或留学回国创业，我国小型创新药研发企业已以千计。
这带来的一个影响是，药物研发人员的薪酬快速上升，已高于亚洲平均水平，甚至高于欧美水平。如目前我国创新药企开给成熟医学官的年薪达到了500万元。同时，我国创新药企为吸引人才，常常给予股权激励，我国鼓励创新药企上市的机制，又使得股权能够很快兑现。而这是跨国药企中国研发中心做不到的，导致一批又一批研发人员跳槽。
展开全文对于跨国药企来说，中国研发中心不仅成本优势已不明显，反而成了“黄埔军校”。
阿斯利康的别样选择
2017年10月，阿斯利康剥离了亚洲研发中心，随后迪哲医药成立，当时几乎所有研发人员都加入了迪哲医药，并由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小林博士出任新公司首席执行官。阿斯利康则和国投创新一起，成为迪哲医药的大股东，这与其他跨国药企裁撤中国研发中心的做法完全不同。
2006年，张小林博士以阿斯利康全球研发副总裁的身份回到上海，为公司设立亚洲研发中心，职能是负责阿斯利康全球肿瘤项目的转化科学。这是跨国药企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研发中心。张小林博士告诉我们，他在美国参与易瑞沙研发时，本来以为这个药很有希望被加速批准，结果美国三期临床的结果是阴性的，但对亚洲肺癌患者显示出了较好的疗效，原因是亚洲国家肺癌患者较欧美国家肺癌患者EGFR突变比例更高。
阿斯利康想了解亚洲人的肿瘤跟欧美人的是不是有什么区别，科学和商业上有没有机会，便决定在上海设立中国研发中心，展开相关研究。尽管研究结果发现，人群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比例不一样，但亚洲研发中心就这样设立起来了。完成这个任务后，阿斯利康亚洲研发中心进行了一次转向，在继续给阿斯利康提供全球转化科学服务的同时，开始做起新药研发。此后，阿斯利康亚洲研发中心迎来了辉煌的时刻：主导泰瑞沙的研发立项，为泰瑞沙研发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肺癌新药后来成为了阿斯利康的重磅药物。2017年，阿斯利康亚洲研发中心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由国投出资金，阿斯利康以知识产权投入，独立出来成立迪哲医药，转型为中国本土的创新药研发型公司。
对于这次转型，张小林博士说：“把研发中心剥离出来，变成一个重视本土创新、本土需要的创新企业。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彰显了阿斯利康对中国研发的投入和信心，而不是只是将药品带到中国市场；另外一方面，这个研发中心也从成本中心变成了利润中心，同时能享受股权增值。”
全球范围内，阿斯利康也进行了类似让下属业务板块独立发展的运作，曾剥离早期阶段的小分子抗感染药物业务，以及呼吸、感染、自身免疫创新药业务，并分别成立了两家独立主体，后均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转型背后的
阿斯利康战略眼光
2006年初的时候，记者曾经在浙江、江苏调研中国纺织业转型。当时，全球纺织业有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的迹象，但15年过去了，纺织业全球产业转移的链条停留了中国。
在中国之前，全球产业链转移有清晰的链条，受成本和产业基础条件等的影响，先从欧洲向日本转移，再向韩国和中国台湾转移，再向中国大陆转移，但往往停留在中国。再看高铁和核电，我国从引进、合作到创新，已经成为强国。未来的制药业或许也会重复这样的故事。
尽管目前我国制药业基础研究薄弱，创新能力还不足，但自从1978年开启出国留学潮后，43年来，每年回国的人从几十人，增加到目前超过40万人，其中包括施一公、臧敬五、刘勇军等生物医药领域一流科学家，大批优秀人才的回国必将推升我国创新药研发水平。
同时，我国对医药行业创新，特别是小型创新药公司非常友好，既有完善的扶持政策，也有健全的投融资体系，从种子资金到创投基金，到资本市场，资金支持工具丰富。大浪淘沙后，目前的上千家小型创新药企中，必有一批能成长为大树。数据显示，截至12月17日，今年共有92只新股在港交所上市，其中，32家为医疗保健及生物科技公司。
当然，我国创新药定价不如美国，但在疫情导致各国政府巨额开支后，全球药价的下降是必然趋势。我国定价低，反而鼓励从中间体到原料药到制剂整个产业链通过创新降低成本，从而提高了全球竞争力。12月22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毕井泉在一个论坛上的演讲在医药业快速传播。他说：“从整个中国产业转型和科技创新的未来发展方向来说，生物医药是最有可能，让中国的创新技术产品走向世界、服务全人类的产业，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正如他所说，10到20年后，我国制药业或许也能成长为高铁、核电这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
如果远景如此，阿斯利康亚洲研发中心通过本土化转型就体现出了战略眼光。目前我国具有创新药研发能力的大多是小型公司，资金实力、综合研发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阿斯利康亚洲研发中心在转型前就从药物发现一直做到Ⅱb期临床，并在早期转化科学研究时，培养出了一批有转化科学研究基础的人才，这为转型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优势。一个例子是，阿斯利康亚洲研发中心参与研发的泰瑞沙，是全球新药进展最快的项目之一。这背后，是阿斯利康亚洲研发中心将生物标志物作为研究核心，且工作扎实的原因。“我们临床上一般三、四个爬坡，就会达到最终的剂量。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就会慢很多。”
正是具有全球眼光，和更丰富的经验，迪哲医药在研发布局上不会盲目，从而少犯错误，提高做大做强的概率。张小林经常提醒团队，没有几个小公司是因为没钱做事死掉的，而是有钱的时候做了太多不应该做的事才死掉的。所以还是要在有优势的领域立项，这是立项的根本。
张小林还告诉记者，从阿斯利康亚洲研发中心到迪哲医药，立项的时候，他都要求先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需要这个项目。把这个问题回答清楚了，就搞清楚了真正的临床需要，而不是似是而非地说，临床上需要更有效的抗肿瘤药。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设计临床试验来验证这个项目。如果临床设计针对监管的要求，而不是针对科学来进行，就有脱节的问题。把前两个问题回答清楚后，再来回答“能不能做成这个药”这个问题，总是能想办法解决的。很少有真正的靶点，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最后做不出来药。
对于迪哲医药的未来，张小林很有信心。他说：“在商业上能够成功，有更多的产品进入到注册试验，跟国际科学最前沿有真正意义上沟通的渠道，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3年以后我希望迪哲医药能做到这三点。”张小林对目前国际领先的DZD4205、DZD9008两个产品很有信心。他表示，3年后，迪哲医院的管线应该更加丰富，有更多的产品进入到临床阶段，不会因为一个产品、一个临床试验的失败，就对公司造成重大的打击。
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中，跨国公司中国研发中心转型为本土公司后，较小型公司、较原先的本土公司更有竞争力，更有机会做大做强。而依照其他行业的经验，赢得了中国市场，也有可能赢得全球市场，所以，跨国药企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研发中心转型和中国市场战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