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成为第143个成员。二十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分量越来越重。
入世二十年，中国从顺应潮流到引领潮流。回溯历史，中国入世以来究竟有哪些重大的改革开放举措？在逆全球化、贸易变局之下，中国坚持开放，体现了怎样的担当？当下WTO面临改革、全球贸易格局面临重塑，中国应该如何抉择？
12月8日，时代财经就上述问题，专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屠新泉。
屠新泉师从我国WTO研究开创者之一的薛荣久教授，是国内WTO研究的权威人士，其学术生涯也与入世多年的进程密不可分。
1998年，屠新泉跟随薛教授攻读外贸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开始了与WTO相关的专业研究。
中国入世当年，屠新泉也开启了其博士生涯，其博士学位论文为《中国在WTO中的定位作用和策略》，主要思考中国在入世后面临什么样的变化。
屠新泉对时代财经回忆道，当时组织材料撰写论文期间，并不具备实地到WTO总部进行调研的条件，只能在国内跟WTO相关人士接触进行了解。
直到2011年，也就是中国入世10周年，中国在WTO的地位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屠新泉也得到去WTO秘书处做访问学者的机会。
屠新泉告诉时代财经，WTO是政府间组织，对学术界的开放度并不太高。他当时通过时任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的参赞王晓东的帮助，得以自由出入WTO的大楼旁听一些会议，利用其图书馆，与使团代表进行访谈交流，近距离研究关于中国参加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
据悉，入世二十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由15.3%大幅降至7.5%以下，远低于入世承诺的10%，中国在对外打开大门的同时，也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在屠新泉看来，外贸经营权的放开是外贸管理制度领域一个非常重大的变革，对外贸的发展意义非凡。
“以前我们是把竞争力抑制住了，入世是把竞争力释放出来了。”他进一步表示，过去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外贸经营权都是由国家统一管理。正是因为外贸经营权的放开，中国有比较优势的民营企业大量的进入到国际贸易市场。
展开全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屠新泉
入世二十年，关税总水平下跌至个位数
时代财经：中国入世以来，有哪些较为重大的改革开放举措？能简单点评其意义吗？
屠新泉：首先，中国履行市场准入的承诺，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这些都涉及制度的变化。
中国的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2021年的7.4%，关税约束覆盖率达到100%。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14.8％，远低于发展中成员56%和发达成员39%的平均关税水平，非农产品关税降至6.5%，显著低于一般新兴市场国家，且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在进一步缩小。
同时，中国按加入承诺全部取消了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措施。以前我国的外贸管理当中，非关税措施是更重要的手段，如配额许可证，这些在入世之后都被取消了，是非常重大的制度上的变化。
第二，外贸经营权的放开是外贸管理制度领域一个非常重大的变革，对外贸的发展意义非常重大。
自2004年7月起，中国进出口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大大提高了企业外贸活动的活力，尤其是民营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积极性，也为随后中国跨境电商的大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2019年，民营企业首次超过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贸主体。2020年，民营企业占中国外贸总值升至46.6%，而2001年时这一数字仅为6.6%。
第三，有的变化可能不一定完全是 WTO的规则直接要求的，而是我们为了履行降低关税，包括透明度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等WTO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对国内的法律体系进行了重大的调整。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新立法工作，包括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政策法规19万多件。这些法律包括外贸法，还有涉及外资管理、服务业的管理办法等。中国重新修订《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快《专利法》和《著作权法》等法律修订。
入世把民企的竞争力释放出来
时代财经：能否重点谈一下外贸经营权的放开对中国的影响？
屠新泉：中国入世创造了世界奇迹。
入世是中国要扩大市场开放，降低关税，取消配额。从这个角度来看，政策变化的后果应该是中国的进口会增加，但实际情况是，中国进口确实增加了，但是出口增加的量比进口还要快，中国外贸顺差不断扩大。这是出乎意料的，这个奇迹源于刚刚提到的外贸经营权的放开。
加入WTO对中国来讲影响是方方面面，受到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它们有了参与世界竞争的机会。以前我们是把自己的竞争力抑制住了，入世是把竞争力释放出来了。
之前外贸经营权，都是国家统一管理的，实际上，这极大限制了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当时的制度设计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因为以前中国的外汇很紧缺，政府为了控制外汇等，限制外贸经营。从国家的角度来，一定的控制是有其道理的，但另一方面确实也限制民营企业的成长，限制了企业的国际化。
外贸经营权的放开是真正意义上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关键一步，民营企业其实从改革开放开始就慢慢发芽了，外贸经营权的放开向它们敞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
正是因为外贸经营权的放开，使得中国有比较优势的民营企业大量进入到国际贸易市场，把出口的能力释放出来。
WTO面临新变革，中国面临新抉择
时代财经：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稳健的增长，请问，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对全球经济贸易有哪些积极意义？
屠新泉：中国入世以后，相当于一支生力军加入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或是世界市场的竞争当中。十几亿的人口参与到国际市场与国际资源的循环当中，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增量。
中国通过开放的方式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实现了自己的发展，同时也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前，中国的GDP增量，占世界的30%，外贸的增量可能还不止30%。
时代财经：但在这期间，国际贸易摩擦也从未停息。据财联社报道，欧盟12月8日公布一项“反胁迫”草案作为“贸易武器”。针对中国等被其认定存在“经济胁迫”的国家，加收关税、使用配额或交易许可证暂停市场准入，以及限制公共采购项目和投资市场准入等。怎么看待与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
屠新泉：贸易摩擦跟贸易发展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贸易规模增长得越快越容易发生一些摩擦，所以应该分两面来看待。
截至2021年8月，WTO成员共提起605起争端案件。其中，美国被诉156起，占被起诉25.8%；欧盟被诉88起，占比14.5%；中国被诉47起，占7.8%。
而以中国加入WTO后的2001年12月11日起算，同等时间段内美国和欧盟申诉的案件数分别是55起和49起，被诉的案件数分别是100起和55起，均高于中国。
贸易摩擦在另一方面反映贸易增长的势头，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总体上还是比较平稳。当然中欧之间像反倾销、反补贴这样的案例是有的，但从中国贸易的整体来看，都是局部的问题，不存在全局性的影响，总的势头还是不错。
这两年欧盟对中国批评指责比较多，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不完全是WTO规则的问题，更多的是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说到底是他们不适应中国企业的崛起，对他们构成了超出心理预期的压力。
欧盟又不愿意承认，所以反而说中国的竞争力是来自于一些所谓的“不公平竞争”。两者是不太一样的经济体制，在他们的认识里还存在一定的偏见，或者说要充分认识中国还需要一个过程。
时代财经：逆全球化风气再起，疫情后，全球贸易格局重塑，WTO也面临改革。屠老师能谈谈中国该如何抉择？
屠新泉：WTO是成员驱动的国际组织，秘书处在WTO里面是起一个辅助的、服务的作用，不是决策的作用。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各个成员国、各个代表团。
目前来看， WTO改革面临很大的困难，美国政府在贸易政策上的变化不大，拜登的贸易政策仍然是以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相对来看，对多边贸易体制对WTO的支持力度也非常有限，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坚持支持WTO，支持经济全球化，团结其他WTO成员国，跟贸易保护主义做斗争，同时推动进行必要的改革，也包括推进一些谈判，像最近刚刚结束的服务管理规制的谈判，中国也是非常积极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