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过去两年不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给出具体的减税降费目标数额，对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指出，相较于总量，未来减税政策将更注重结构性调整。 所谓“结构性”就是不同的税种之间有增有减。“比如按照企业性质，国有企业增税，民营企业减税；又如按照企业规模，中小微企业减税，大型企业不减税。”他在全国两会间隙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说。 在谈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时，刘小兵表示，专项债对地方来说确实是很大的问题。2020年，全国债务付息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4%，同比增长超过16%，今年债务付息占比将进一步提高到4.3%，可以预见债务利息的支出压力很大。 “这还没有考虑到还本的压力，只是付息，所以未来专项债肯定是蛮大的问题。”他说，“对于这个问题，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是从长期不断地压缩政府的支出规模——不仅是减少发债规模，还包括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等。真正的刚性支出是‘养人’的支出，比如工资、奖金福利、养老金等，其他都不是刚性的，都可以压，关键在于能不能下决心压。如果一直压不下去，债务问题就无法解决。” 对于老百姓关注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房地产税等话题，刘小兵表示，此前个税起征点调到5000元以上，已经导致纳税人范围缩小了不少。“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只是吸引眼球的一种说法。” (编者注：在2019年3月13日的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从2018年10月1日起，个税起征点从每月3500元上调至5000元，改革试行三个月来，减税约1000亿元，7000多万个税纳税人的工薪所得无需再缴税。) 至于房地产税何时能够落地，刘小兵认为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对于房地产金融风险的评估；二是间接税负的下降空间；三是财政收支的压力程度。作为长期研究我国财税体制的专家，刘小兵透露，今年两会期间，他可能会提出一个有关“税法总则”的议案，即在各单行税法的基础上形成一个需要共同遵循的法典化总则，以此解决不同税法间相互冲突的问题。 以下是经过界面新闻编辑整理的采访实录界面新闻：您对于《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赤字率和专项债规模如何看？和市场预期相比，今年的赤字率安排(3.2%)和专项债规模(3.65万亿元)要高于预期，特别是赤字率，连续第二年突破所谓3%的警戒线。 刘小兵：我认为这个安排较符合预期。今年赤字率和专项债规模在去年基础上略减，一方面主要是由于疫情基本得到初步控制，经济形势较去年明显好转，资金压力有所缓解；另一方面还是考虑到了政策“不急转弯”的要求，所以总体上也没有减太多，也包括赤字率连续两年高过所谓3%的警戒线。从赤字规模上看，从去年的3.76万亿元下降至3.57万亿，仅减少了1900亿。 界面新闻：您今年准备提出什么议案呢？刘小兵：我与合作伙伴准备提一个“税法总则”的议案。我们国家征税是一个一个的单行税法，每一个法都是在不同时段出台的，所以法与法之间存在一些交叉、重叠和冲突。我们国家去年出台了《民法典》，那我想在这种法典化的模式下，能不能在中国的单行税法上也搞一个类似法典化的做法，制定一个“税法总则”，把所有税法的共性和都应该遵守的基本规则形成一个总则。在这个基础上，向法典化的方向发展，解决法规之间互相冲突的问题。 界面新闻：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给出减税降费额度，但提到要“实施新的结构性减税举措，对冲部分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同时，刘昆部长在周五的部长通道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2020年税收占我国GDP的比值为15.2%，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和2015年占比18.1%相比下降了2.9个百分点。这是不是意味着未来减税降费将突出结构而非总量？ 刘小兵：应该是这样的，结构性的变化会是未来减税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结构性”就是不同的税种之间有增有减。按照当前的导向来看，那就是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直接税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一直在酝酿的房地产税。间接税就是消费税、增值税和资源税等。另外，“结构性”调整也可以从别的角度来看。比如按照企业性质，国有企业增税，民营企业减税；又如按照企业规模，中小微企业减税，大型企业不减税。 界面新闻：多数观点认为减税降费仍是一个大的方向，但我们注意到，这些年财政压力尤其是地方财政压力确实比较大。怎么能够做到——既要缓解地方收支矛盾，又要鼓励他们有减税降费的动力？ 刘小兵：从结构上来看，也许地方感受不到两者间的冲突。因为要看减税减的是哪一部分，如果减地方税种，压力就大，如果减中央税种，压力就小。而根据当前的税收转移支付机制，中央征收的税费很大一部分还会对地方进行返还，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调节不同地方的压力，比如压力大的地方多转一些，压力小的地方少转一些。 界面新闻：有一些专家学者和企业家觉得当前的5000元的个税起征点太低了，您认为有调整的必要吗？刘小兵：提高起征点，对于低收入人群会有一些帮助。但此前起征点调到5000元以上，实际上纳税人的范围已经缩小了不少。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只是吸引眼球的一种说法。 当然，目前消费动力不足的情况和居民收入有一点关系。但刺激消费，我认为更重要的还不是收入，而是个人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如果预期未来收入能够不断上升，经济形势稳定，自然会消费，反过来大家就不敢消费。这才是关键问题。 界面新闻：地方债尤其是专项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一个是债务总额越来越高，大量的到期债务依靠借新还旧；另一个是资金和项目实行周期不匹配，导致很多资金滞压，使用效率偏低。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专项债发得太多，风险太大，未来应该多发一般债，少发专项债。您怎么看？ 刘小兵：专项债对地方来说确实是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关注到，财政支出中，债务付息支出占到越来越大的比重。2020年，全国债务付息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4%，同比增长超过16%，今年预算报告又提高到4.3%，可以预见债务利息的支出压力很大。这还没有考虑到还本的压力，只是付息，所以未来专项债肯定是蛮大的问题。 不管是发一般债还是专项债，债务规模的问题始终都在。对于这个问题，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是从长期不断地压缩政府的支出规模——不仅是减少发债规模，还包括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等。真正的刚性支出是“养人”的支出，比如工资、奖金福利、养老金等，其他都不是刚性的，都可以压，关键在于能不能下决心压。如果一直压不下去，债务问题就无法解决。 实际上这也是世界难题，各个国家都在扩大政府规模。如果债务负担太重，就靠量化宽松，通过增发货币来稀释债务，美国、日本、德国都在走这条路。最后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来一次危机，但这样做的结果最终是所有人来买单。 界面新闻：房地产税讨论了很多年，您认为未来五年开征房地产税的可能性大吗？刘小兵：房地产税开征与否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开征房地产税以后，国家对于金融风险的判断有没有把握。因为这可能引起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最后引起金融风险，因为造房子买房子都是向银行贷款。如果没有把握，或者预计的风险比较大，那么就会延迟开征。 第二，房地产税的征收取决于间接税下降的空间有多大。2016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降低宏观税负，那么房地产税作为直接税开征，必然导致直接税比重上升。所以为了降低整体税负，只有让间接税降下来，才有空间增加直接税。 第三，税收的根本目的是为国家筹集财政收入。通俗地讲就是看国家“缺不缺钱”，如果不缺钱，那就没有必要开征新的税种。所以判断房地产税何时开征，一定程度上还要参考财政收支压力。（文章来源：界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