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018年2月1日，中国社会融资成本指数(下称“指数”)在北京公布。指数显示，当前中国社会融资(企业)平均融资成本为7.60%，银行贷款平均融资成本为6.6%，承兑汇票平均融资成本为5.19%，企业发债平均融资成本为6.68%，融资性信托平均融资成本为9.25%，融资租赁平均融资成本为10.7%，保理平均融资成本为12.1%，小贷公司平均融资成本为21.9%，互联网金融(网贷)平均融资成本为21.0%，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的平均融资成本为7.24%。
来源｜道金融
该指数由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财经头条新媒体、企商在线(北京)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联合发起，经济学者高连奎担任项目负责人。
高连奎指出，社会平均融资成本为7.6%，仅是利率成本，若加上各种手续费、评估费、招待费等，平均融资成本将超过8%，对企业来说是很重的负担。而这只是平均融资成本，平均融资成本更多地是被较低的银行融资成本所拉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大部分高于10%。
从中国社会融资不同方式占比权重来看，目前在企业社会融资中银行贷款占比为54.84%，承兑汇票占比为11.26%，企业发债占比为16.5%，融资性信托占比为7.66%，融资租赁占比为3.95%，保理占比为0.44%，小贷公司占比为0.87%，互联网金融(网贷)占比为1.10%，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占比为3.39%。
高连奎直言，在当前减税已没有太大空间的情况下，应重点考虑降低融资成本。“根据2017年9月公布的中国社会融资规模报告显示，中国社会融资规模余额为171.23万亿元，再加上不纳入统计的社会融资，中国企业融资总规模保守估计也在200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左右。如果融资利率降低一个点就可以为企业减负2万亿元，效果将非常明显。”(完)
全文
中国社会融资成本指数研究项目由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财经头条APP新媒体和企商在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发起。《中国社会融资环境报告》（下称报告）是中国社会融资成本指数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报告对中国社会融资环境进行系统性分析，主要讲述在做中国社会融资成本指数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由中国社会融资成本指数研究项目负责人高连奎执笔。
据悉，在做中国社会融资成本指数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几年小贷公司、保理、互联网金融（网贷）、民营股份制银行这些服务于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或融资机构出现了全面萎缩，而服务于央企和上市公司的融资业务则出现了大幅增长，保理、小贷、互联网金融、民营股份制银行在业务上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转型趋势。
一、服务于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全面萎缩
1、小贷公司数量与贷款规模持续下降
小贷公司试点于2006年，并于2008年扩大至全国，小贷公司在2015年机构数量达到8965家的历史峰值后，近三年来小贷公司数量、从业人员数量和贷款规模持续下降。如贷款余额从超过20%年增长速度下降到负增长，2016年全国小贷行业主要指标，几乎季季全面负增长。
报告称，2014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791家，贷款余额9420亿元，到了2015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910家，贷款余额9412亿元，2016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673家，贷款余额9273亿元，贷款余额一直是下降的，截至2017年9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610家，贷款余额9704亿元。虽然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大部分是由面向消费的互联网小贷公司创造的，如果只考虑企业放贷的话，2017年也是下降的。在近几年的发展中，全国小额贷款公司出现了受歧视、融资难、风险高、税负重、监管错位等问题，生存状况严峻。有的由于融资困难，无款可放，主动要求退出市场，根据小贷协会调研的结果，个别省份有超过1/3的小贷公司退出市场。
2、中国银行保理业务规模萎缩近半
据报告研究，中国的保理业务主要分为银行保理和商业保理，自2013年达到超3万亿元的高点后，我国银行保理业务规模连续两年出现下跌。2014年我国保理业务总量首次出现了下降。根据数据统计，2014年中国保理业务量折合人民币2.92万亿元，同比下降7.89%。2015年我国银行保理业务量达2.87万亿元，同比下降1.71%。2016年保理专业委员会全体成员单位保理业务量折合人民币1.7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40.07%。其中国内保理业务量1.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40.99%，下降程度几乎近半。
近年来银行保理业务量下降，究其原因，一是受信用风险上升的影响，银行对应收账款质押融资趋于谨慎，更倾向于依靠传统的抵押物作为风险控制手段；其次是在国内经济面临连续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企业应收账款回收周期延长，应收账款拖欠和坏账风险明显加大，导致银行不敢做保理业务。
3、互联网金融（网贷）平台正常运营不足三分之一
报告还称，在强监管与实体经济持续下行的情况下，中国互联网金融网贷市场也不容乐观，根据网贷之家的统计，2017年以来，正常运营P2P数量继续下降，从2016年末的2448家降至2017年12月末的1931家，相比2016年底减少了517家，而2016年又是在2015年下降985家基础上的数据。据零壹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末，正常运营的P2P网贷平台仅余1539家，占到历史累计上线平台的27.9%，不足三分之一，较2016年年底减少24.3%。而新开平台更是下滑严重，2017年上线的平台数量仅168家，同比减少72.2%。
从行业待还余额来看，截止2017年11月末为1.2万亿元，虽然成交量在上升，但这些成交量很多是由现金贷带来的，这些并不服务于实体经济，如果不考虑个人现金贷的份额，互联网金融（网贷）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也是下降的。
4、股份制银行存款近乎停滞，中信、民生、平安三家领军银行存款负增长，中小银行同业存单三年爆增一百多倍
报告表明，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8家上市股份制银行平均存款增速年化比率仅为2%，远低于2016年末7.8%的全年平均增速。从全行业来看，到2017下半年，银行业存款增速跌破10%以下。股份制银行存款压力尤为明显。前三季度8家上市股份制银行存款新增仅2182亿元，同比少增7000亿元左右，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三家民营股份制银行中的主力银行都出现了存款倒退的情况，前三季度存款分别减少3225亿元、1455亿元、101亿元。
吸储能力下降的中小银行，同业存单成为其扩张资产负债表、进行同业套利的主要途径。只能靠同业存单维持业务，同业存单从2013年底开始井喷，短短三年半的时间，增速超过了100倍，据统计，2017年，国内商业银行发行的同业存单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幅超过50%，发行规模同样创下历史新高，目前存单余额达7.99万亿。其中其中城商行和股份行是同业存单的主要发行主体城商行占比预计将超过70%。巨量的资金需求下，同业存单利率也在不断攀升。3个月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从9月中旬的4.34%逐步抬升至目前的4.87%。
二、央企、政府平台、上市公司融资大幅增长
报告得出，近年中国社会融资总体规模并没有趋缓，而中小企业的融资规模下降的同时，对应的必然是央企和政府平台融资规模的上升，这两方面并没有详细数据，但从一些其他侧面数据则可以反应这两者的融资能力，比如中国近三年每年接近三万元的政府赤字绝大部分是由政府平台公司创造的，2015年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就突破两万亿，达到2.36万亿，2016年达到了2.81万亿，2017年的财政赤字决算数据还没公布，估计已经超过3万亿。而近两年政府产业基金的规模还是不计入财政赤字的，因为政府产业基金大多是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法，从这些大幅增长赤字数据就可以反应政府平台的融资能力，而央企的能力更是强势，2015年央企发债余额就已经超过4万亿，总融资余额至少几十万亿。
仅次于政府平台和央企的就是上市公司，而且数据是比较透明的，上市公司IPO、定增和股权质押融资三大常用的融资方式都出现了巨大增长，在IPO方面，相较于2016年，2017年IPO发行数量同比大幅增加，1-12月，IPO发行企业共有420家，发行数量超过2010年347家的历史最高值。相较于去年共248家而言，今年IPO发行数量同比增长约69%。其中10个月份发行数量均高于或等于30家。数据显示，420家IPO发行企业共募集资金约2154.14亿元，平均单家企业募集资金约为5.13亿元。
不仅IPO融资金额也快速攀升，2014年来，A股定增募集资金额快速攀升，从2013年的不足4000亿元，快速飙升至2016年的1.6万多亿元。2017年至今，虽然募集资金额有所回落，但仍达1.16万亿元，参与定增的公司有505家，定增募集资金额已连续三年突破万亿元水平。特别是定增融资已连续三年突破万亿。
股权质押融资也是上市公司融资的常用手段，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披露的数据，A股股权质押市值为5.4万亿元，占A股总市值的10.7%。其中，流通股质押规模为3.25万亿元，限售股质押规模为2.17万亿元。根据Wind资讯提供的数据，1857家上市公司大股东在今年发生质押股份（含质押式回购），整体新增质押市值规模约2.8万亿元。同样新三板股权质押融资也很普遍，截至2017年9月26日，今年新三板共发生3194笔股权质押（以公告日期计算），涉及1471家挂牌公司，约占挂牌公司总数的12.7%。按照最新股价计算，新三板市场约有1732亿元股权遭到质押。
除了以上三种融资方式，上市公司信用贷也是这两年开始爆发的一种融资方式，具体规模目前尚没有明确数据。
可见中国的社会资金向政府平台公司、央企和上市公司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三、原先服务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陆续转型，脱离服务中小企业职能
报告称，随着融资环境的日益恶化，原先服务于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纷纷转型，转型方向大多由服务于投资转向服务于消费、由服务于中小企业转向服务于个人、政府平台和大企业。伴随这种转型过程的是大批原有公司的退出和一些新型公司的崛起。.
1、保理公司转向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反向保理”，份额已超80%
保理行业总体业务规模大量下降的同时，有一种保理模式却在快速增长，这就是“反向保理”，反向保理是指在供应链中，一些财务能力很强的核心企业利用较高的信用评级，设立保理公司，将融资成本较低的资金引入供应链，围绕核心厂商对其上游供应商提供的1+N的融资服务，目前我国超过 81%的商业保理公司采用了这种“反保理”模式，成为银行业保理的主要产品构成 。在这个模式中，由于保理公司是大企业设立，地位强势，因此中小企业被迫承受较长的账期、交货时间，中小企业的利润受到进一步削蚀。
2、小贷市场转换为主打消费金融的互联网小贷
与传统小贷举步为艰不同的是，互联网小贷公司的兴起， 截至2017年末，全国共批准了213家网络小贷牌照，其中有189家完成工商登记。
网络小贷公司主要由知名电商平台或网络公司设立，早期主要是为商户提供贷款，现在则主要转向消费信贷，他们利用已有的数据流量、用户信息为网民提供旅游、购物、消费和支付等日常生活服务贷款。目前比较知名的有阿里系的蚂蚁花呗、借呗，唯品汇的“唯品花”，百度“有钱花”，小米公司的“小米贷款”，去哪儿网的“拿去花”，360公司的360借条， 腾讯的微粒贷，基本是全面主打消费贷款，2017年中国小贷行业的增长，主要靠网络小贷，但这些转型后的互联网小贷，早就偏离了小贷公司审批的初衷，基本不能再支持三农和中小企业，而从这些充满“花”、“借”字眼的小贷公司的名字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教唆消费的痕迹，而且这些互联网小贷表面利息虽然不高，但却收取高额的手续费，综合利息很多都超过年化100%，是典型的高利贷。
3、P2P网贷转向小额化的现金贷
2017年8月24日，监管层下发《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网络借贷的限额，其中个人和企业在同一平台借款上限分别为20万元和100万元。小额化目前是P2P行业的主流趋势，而现金贷则是主流转型做法，P2P转向现金贷业务，一是为了符合监管要求，二是获取高额收益。过去P2P网贷行业一直没找到有效的盈利模式。
现金贷的出现，给P2P带来了希望。据零壹数据统计，2017年P2P个人贷款规模的比例达到63%，而2016年这一比例仅为29%。而现金贷属于个人信贷，不再是支持中小企业，据相关机构统计，P2P行业中布局现金贷，且单月放款量超过10亿的平台至少已经超过了10家，其中不乏单月盈利破亿的巨型平台。2017年12月1日发布的《通知》，要求所有从事现金贷的公司必须持牌经营，这意味着90%的平台属于违规经营，是在“裸泳”。
4、民营股份制银行转为影子银行提供配资业务
报告称，中国经济连续七年下行，银行坏账率居高不下，利率市场化更是让银行利差收窄，民营股份制银行再从事贷款业务已经很难盈利，向配资业务转型成为了通行做法，除了我们最常听说证券股票配资外，为融资租赁公司配资、为政府产业基金配资、为股权投资公司配资、为上市公司的并购、定增配资等也一直是其主流业务。
银行为融资租赁公司配资主要采用的是以保理为主、以搭配贷款或理财为辅的形式，保理模式是租赁公司向银行推荐项目，银行基于对承租人的授信或者租赁公司的增信，通过为企业提供应收租赁款的保理服务的形式提供融资。也有融资租赁公司为租赁物出一部分资金，商业银行搭配一部分贷款的模式，也有银行通过发行理财产品，购买租赁公司的应收租金收益权提供融资的方式。
银行为政府产业基金配资，则主要采用基金模式，银行委托券商或资管公司成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通过该计划认购有限合伙基金的优先级份额；由政府指定的平台公司或国有企业代政府出资认购基金的劣后级份额，以纳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或政府采购的方式保证优先级本息的退出。政府PPP基金则采用“名股实债”模式，PPP模式下的产业投资基金，一般通过股权投资于地方政府纳入到PPP框架下的项目公司，商业银行参与政府基金可以为其带来大量的中间业务收入，但也存在投资回收期与资金来源期限的错配等问题。
商业银行为私募股权公司配资的主要模式是投贷联动，银行与投资机构进行“跟贷”，银行不仅仅收取利息，一般会进行“贷款+认股期权”的操作，提前约定贷款作价转换为股权、期权的比例，在企业IPO或股权增值、溢价后退出。这其中也有银行通过设立自己的境外股权投资子公司配合国内机构进行投贷联动的，也有银行直接向私募股权机构直接贷款。
另外银行为上市公司并购、定增配资也主要采取结构化的基金模式，银行只参与优先级部分。银行转型配资业务并非脱实向虚，也并非资金空转，而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创新，为银行转移了风险，扩大了利润，应该值得鼓励，但这些业务其实支持到的更多是政府平台公司、房地产企业，而投贷联动是唯一有希望支持中小企业的，但份额极小。
四、分析与结论
1、中国社会资金从追求利润，转向追求安全，本质是环境恶化
报告得出， 中国资金虽然都涌上政府平台、央企、上市公司这些机构，但是客观说这些资产能获取的收益是非常低的，而资金本身是有冒险本性的，当前中国的资本市场，主流资金不追求高利润的资产，反而追捧低利率资产，这本身就违背经济规律。因为现在金融机构追求的不是高利润，而是安全。就像当大风浪来临时，所有船只都要靠港一样，目前中国资金也都在寻求避风港，这些避风港就是央企、政府平台和上市公司，他们虽然给到的利息非常低，但却是各家金融机构争抢的对象，金融资金不敢出港，说明外部的环境太恶劣。
中国金融环境的恶劣本质在于企业盈利能力差，而两者又是相互作用的，每年向金融资本交纳的巨额利息本身就是企业盈利能力差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先降低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的金融利息支出，企业盈利状况才可以根本改善。企业利润普遍改善之后，中国的金融资金才敢于出港，才可以为风险更高，利润也更高的中小企业服务。资本才可以恢复冒险本性，而降低融资成本则责任主要在央行。
2、金融脱媒，并非脱实向虚与资金空转
货币超发是社会看法，早已经被证伪，央行自身也不承认，央行对社会资金的解释是“货币空转”，但”货币空转”的说辞既不专业，也不符合事实。
货币空转暗含的意思是，金融界钱很多，但是这些钱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界转来转去。但事实情并非如此。信托、融资租赁、产·业基金、股权投资等影子银行机构没有一个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银行为这些机构配资被认为是“脱实向虚”本质是不专业的，这些影子银行也不是从事虚拟炒作，而是实打实的为企业服务的。
资金按最简单的模型是从金融机构直接到达实体经济，但是实际的金融运行远远并非如此，资金从金融机构进入金融机构，再进入金融机构，再进入实体，完全符合金融运行规律，并没有不对可言。
资金从金融机构进入其它金融机构，第一，有的金融机构从事批发业务，有的金融机构从事零售业务。负责零售的金融机构向负责批发业务的金融机构拆解资金（批发资金）是正常的。 比如中国的邮政储蓄银行有大量的存款，但贷款很少，别的金融机构当然就会从它那里借钱来贷款，比如同样是银行，不同银行资金成本不同，资金成本比较高的股份制银行想国有大行拆解资金也是正常的。
第二，有的金融机构专门负责从市场募资，而有的机构主要负责投资。还有的金融机构主要做两种金融机构之间的对接，出现两种机构为一种机构服务，最终机构的资金流向实体经济，这也是正常的。
第三，还有一种情况，为了绕开金融监管往往会走通道业务，信托是大家最常见的金融通道。很多银行在政策不允许投放的领域，往往会使用信托，银行和信托之间给人一种金融空转的印象。其实只是通道业务，金融界很多的通道业务，被不了解金融运行的人误认为是“金融空转”，纯属误会。
金融每一分钱都在寻找利益，金钱永不眠，金钱永远不会浪费它收益的可能，收益的可能最终只能来源于实体经济，金融不可能自身产生收益。无论经过多少通道，多少层批发零售与拆借，金融的钱最终每一分都会投入到实体经济，不可能金融之间互相转来转去，不符合金融逐利的本质。
现代社会金融分工越来越细，就拿股权投资来说，股权投资包括募、投、管、退。往往募集是一个机构，投资是一个机构，管理又是一个机构，退出时需要更多机构的参与。一个金融项目做成，往往需要多种金融机构的配合，多种金融工具配合才可以完成。这在不懂金融运行，没有真正实操经验的人眼里很难理解。但这种现象的存在非常合理。
总之，中国不能被金融空转概念所误导。
资金空转反映的是影子银行业务的发达，影子银行业务为什么突然如此发达？还是因为市场利率太高，银行给企业贷款风险极大，因为利率越高，企业越难盈利，银行贷款的风险越大。
也就是说，资金空转不是资金多造成的，而是资金太少，利率太高造成的。要想真正地破除所谓的资金空转，必须降低利率，降低所有借贷企业或项目的风险，让业务回归银行。金融借贷市场利率越低，金融业务向银行体系回归的越多，所谓金融空转的空间就会越小，这才是真正的选择。也就是金融脱媒和银行机构的弱化，利率市场化以及货币政策过紧以及由此导致的连续长达七年的经济下行导致绝大部分企业都无法通过银行的风控，才是本质。
3、不要打击影子银行，影子银行的风控能力与专业性普遍强于银行
金融也讲分工，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不同资金成本的金融机构，它们存在分工是非常正常。比如银行、信托，债券、融资租赁，股权投资基金，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类型，本质都是从事变相信贷业务，最核心的区别就是风控方式的不同，而它们的风险级别也完全不同。
影子银行的存在是有道理的，影子银行的风控能力不是低于银行，而是高于银行，银行的抵押物风控是最简单、最低端的风控方式，是工业时代的产物，远远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报告将现代经济的特点归结为“重资本，轻资产”。
现代经济发展对资本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但资本的投入并不一定形成有形资产，很多时候积累的是无形资产，巨大的资本投入都是智力的投入，有的可以形成资本，但也不一定是马上形成有形资产，都不适合由银行进行融资。虽然有些从长期看可以形成资产、出现现金流的项目可以通过长期贷款予以融资，但是如果是民营企业的项目，长期贷款就很难，因此影子银行，资产证券化等就非常有必要。
影子银行的存在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创新，银行为影子银行进行配资为银行转移了风险，扩大了利润，应该值得鼓励，中国连续长达七年的经济下行导致绝大部分企业都无法通过银行的风控获得融资，银行在从事信贷业务的同时将自己最不擅长的风控环节进行了外包，将自己最擅长的资金优势发挥到了最大，自己的利益也得到了最大化，也间接支持了实体经济。
影子银行的坏账规模并不比银行高，信托机构目前都可以实现刚性兑付，债券市场虽然偶有违约出现，但最终也都实现了兑付，只是网贷、小贷等坏账规模居高不下，关键是这些机构的利率超出了企业正常利率水平，随着中国总体利率的降低，他们的坏账水平也会下降。
4、部分金融业务适度回归也有必要
报告认为，中国部分金融业务还是应该部分回归银行，首先，影子银行虽然利用其专业性风控让企业获得了资金，但是企业从这些机构得到的却是高利率资金，一般都会高于银行贷款，银行的资金成本是最低的，因此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角度，报告中主张金融业务回归银行。
其次，影子银行的客户很大一部分是本属于银行的，是银行也可以做的，只是因为这些企业的盈利情况堪忧导致不得不寻求社会资金，因此只要适度降低融资成本，让企业的现金流、盈利情况有所改善，这些企业仍然可以获得银行的融资支持。因此让部分影银子银行业务回归银行是有必要的。
让社会融资回归银行单纯打击影子银行是不行的，打击影子银行只能让企业失去融资可能，并不会为银行增加任何业务。靠限制银行的配资业务也只能让实体经济更加失血，只有央行破除“货币空转”，“脱实向虚”等不符合事实的看法，真正降低利率，特别是降低存款准备金向市场释放资金彻底改善宏观环境，改善企业盈利状况，中国的金融资金才可以出港，才可以真正为数量最广大的企业服务。
5、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减负效果要远远优于减税
中国企业面临的两大负担：一个是融资成本过高，一个是税收过高。中国目前减税的空间不大。中国每年的财政赤字都很高，2016年财政决算时出现了2.83万亿元的财政赤字，2017年估计会超出3万亿元，2018年估计会达到4万亿元左右，按目前的财政赤字规模，中国如果进一步减税财政将难以负担。
营改增减税空间有限，中国营改增全面推开后，每年减税力度也才5000亿元左右，在减税已经没有太大空间的情况下，中国应该重点降低融资成本。根据2017年9月公布的中国社会融资规模报告显示，中国社会融资规模余额为171.23万亿元，再加上不纳入统计的社会融资，中国企业融资总规模保守估计也在200万亿元左右。如果融资利率降低一个点就可以为企业减负2万亿元，是减税效果的4倍，而且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中国只需要将存款准备金降低两个点左右即可。
中国不同规模企业的融资成本是西方国家的三到十倍不等。中国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还有大幅降低的空间，当前中国大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为16.5%，中小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为13%，都存在大幅降低的空间，如果存款准备金统一降低到10%左右，中国企业的融资利率可以平均降低三个点左右，为企业减负将到6万亿元的规模，其影响是营改增效果的十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