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贵州财经大学校领导：
鄙人在贵州财经大学工作了多年，亲眼见证了这些年来贵州财经大学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只有寥寥十几个博士和教授的学校发展到今天的博士、教授双双超百的学校，同时在今年成功更名（从贵州财经学院更名为贵州财经大学），预计还要第一个整体搬迁到某省的大学城，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在某省创立了少见的“贵财”速度。最近，我校又是省内第一所实行绩效工资的学校。可以说，贵州财经大学很多方面都走在了本省其它大学的前面。但是，在绩效工资改革之后，相信领导们也已经发现，学校的教师群体已经极不安定，甚至有博士已经公开提出要“用脚投票”了。也有些博士在拼命评教授，表示只要评了教授，放弃一切都要走人。他们为什么在私底下会提出这么激烈的想法？关键还在于教师待遇问题。
不知学校领导是出于何种考虑，绩效工资改革后，让行政人员的工资高出了教师的工资一大截。这是据我所知的行政人员与教师待遇的比较。由于基本工资是一样的，我们就比较两个系列的人员在完成工作量之后的津贴：
行政人员津贴发放新标准 教师系列工作量与相应的津贴
（含打卡费） （不含打卡费） 发放月数 职称 年课时量 年课时津贴
正厅 2100 1900 12
副厅 1900 1700 12
正处 1500 1300 12 教授 200 6000
副处 1300 1100 12 副教授 240 4800
正科 1100 900 12 讲师 400 4800
副科 950 750 12
科员 850 650 12 助教 400 3200
高级技师 1250 1050 12
技师 1050 850 12
高级工 900 700 12
中级工 850 650 12
初级工 750 550 12
从这个表格中可以看出：正处的年津贴为18000（或15600）元，与之对应的教授的年津贴仅为6000元。副处的年津贴为15600（或13200）元，与之对应的副教授的津贴仅为4800元。科级干部的年津贴为13200元（或10800）元，与之对应的讲师的年津贴仅为4800元。科员的年津贴为10200（或7800）元，与之对应的助教的年津贴仅为3200元。
也就是说，在同样完成学校要求的基本工作量、考核合格的情况下，贵州财经大学的一个教授所得的津贴竟然不及一个行政岗的最普通的科员，也比不上一个最普通的初级技术工。难道他们要辛辛苦苦学习与研究几十年才能够胜任的对于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竟然如此不值钱吗？
当然，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学校对于工作量范围内的课时津贴确实很低，但是超工作量的课时费很高啊！
我们先列出我们学校对于教师超工作量的课时补贴：
教授 100元/间课
副教授 70元/间课
讲师 50元/间课
助教 30元/间课
确实，这个课时补贴真的不低，尤其对于教授和副教授而言。而且据我所知，学校之所以采取工作量内的津贴低、超工作量的津贴高也有他们的现实苦衷。现在很多（热门专业和应用性学科的）教授、副教授不上课，学校把工作量之外的课时费提得很高，就是鼓励这些不上课的教授和副教授多上课，上得越多、所得越多。
学校这样的考虑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学校的这种安排却忽略了一个具有致命重要性的问题：教育部对高校的师生比有一个大致的规定，只要在这个规定之内，那么教师在完成正常的工作量之后，就不会有太多的超工作量了。所以，任何一所高校都不可能让本校的教师通过大规模的超工作量来养家糊口。尤其是那些在分院上专业课的教师——他们不是可以获得超工作量的高额补贴，而是根本就不能完成正常的工作量，就连工作量之内的钱都拿不到。况且，学校给讲师与助教的工作量是每年400间课，他们的基本工资只有2800元/月左右和2200元/月左右，难道教授和副教授在完成了工作量之后，还好意思去与他们抢课上？这点工资连生存都成问题，你还让人家连正常的课时津贴都不能得？所以，除了数学、英语、体育和政治类公共课等少数院系的教师以外，拿超工作量的高额津贴恐怕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正因为行不通，在实行绩效后，相信学校领导已经意识到这些情况的存在：
1.今年刚刚实行绩效工资改革，我们发现几乎每一个分院都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给本院的教师排课，这种强制暂时把课排下去了，但是这样的强制真的能够永远有效地实行下去吗？难道我们真的能够永远在老师的脖子上架一把“不服从命令就开除你”的刀子吗？
2.尽管学校给老师规定了较高的超工作量的课时费，却并没有出现教师抢课上的局面，而是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不愿意接课，并表示能不能完成工作量无所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与领导期望截然相反的局面呢？因为不完成工作量，他们失去的很少，完成工作量后，即使少数院系的老师可以超工作量，但是他们超工作量的所得一定是很少的。因为每个人的精力终究是有限的，即使有足够的课让他们去上，他们也没有这个精力了。
教师工作与行政人员不同。行政人员虽然坐班时间肯定比老师讲课时间长，但是“坐班≠讲班”，同样，老师“讲课≠坐课”。正常的人（不排除部分人天生有副好嗓子，因此不会患职业病）每周只要上10间课，3年下来，基本上会患上职业病——慢性咽喉炎。所以我去医院看嗓子的时候，医生只要一问我的职业，就知道我该吃什么药。但我还没听说过行政人员有什么职业病。况且教师上课之前总是要备课、课后要批改作业，还有一定的科研任务，这些也都是要时间的。所以，学校如果认为竟然认为教师工作时间没有行政人员长，就给予较低的工资，实在是令所有的教师难以接受的。
其次，建议学校适当降低助教、讲师的课时量，不要把学校变成“讲师－助教型”大学。我的理由如下：
我相信，高校内教学和科研水平高的一定是教授，然后是副教授和博士，最后才是讲师和助教，而不是相反。但是现在学校却让助教和讲师的工作量是教授的2倍，比副教授多160间课/年，年工作量突然从副教授的240间课跃进到400间课。让一些刚刚进校的自己的知识功底都不够过关的年轻人整天给本科生授课，教授和副教授却授课极少，这不是对学生不负责吗？教授们积累了一辈子的教学经验和科研成绩，却不能教给学生，助教和讲师没什么新东西，却整体站在讲台上，那么学校培养这些教授干什么呢？
在我校网站公开的信息上，现有专业教师728人，高级职称的人数为60%，暂且算437人，其中正高为146人，那么剩余的讲师与助教为728－437＝291人。按照完成工作量计算，那么高级职称的人承担的年课时量为146×200+（437－146）×240＝99040。助教和讲师承担的课时量为291×400＝116400。也就是说，助教和讲师的人数占教师总人数的40%，授课比例却高达总课时的54%，考虑到学校的校领导和各分院领导都是教授或副教授，年课时量仅仅只有80到160不等，那么讲师与助教承担的课时比例估计要高达60－70%。再考虑到教授与副教授更容易在外面搞培训、挣外快，讲师和助教因资历浅而更难走这条路，那么这个授课比例到底是多少，就只有教务处可以计算出来了。结果就是：竟然是不到300人的讲师和助教在培养贵州财经大学的本科生。
而且，讲师和助教同样给本科生授课，拿的课时费相对教授和副教授却低得惊人。在工作量之内，助教每间课补贴8元，讲师只有12元，教授却是每间课30元，是助教的3.75倍，讲师的2.5倍。而且，教授的年课时量只有200间课，助教和讲师却是400间课。也就是说，如果讲师、助教和教授授课都超过200间课，当教授每间课拿100元钱的时候，助教和讲师还是只能拿8元和12元每间课，那么教授的课时费就变成了助教的12.5倍，讲师的8.3倍。即使讲师和助教拼了小命之后，终于可以超课时了，他们的超课时补贴也只有教授的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这么大的课时费差距，恐怕也算创全国的记录了吧？据说这还是在以公平为指导的绩效改革这一前提下提出来的。
当然，学校把讲师和助教的工作量规定得这么高，目的或许在节约教学成本。根据人事处公布的数据，学校建设新校区要花费17亿，估计举债不少，而助教和讲师的课时费少，他们很多人作为刚刚毕业的研究生，工作又不好找。因此，增加他们的工作量，不是大大节约了成本吗？但这恐怕首先就是对本科生不负责任的做法，把学校变成了“讲师－助教型”高校。其次，对于讲师和助教未免太不人道。现在学校实行小班上课，讲师和助教要完成课时量，每周不能低于10间课，如果仅仅因为廉价，就不顾他们的健康和基本的生存条件而无穷尽的榨取他们的劳动力——这也能够叫做社会主义公办高校吗？
学校举债，需要节约成本，或许无可厚非，但是仅仅在教师身上节约成本，进一步又把最大的节约推到讲师和助教身上，这恐怕也不是学校发展的长久之计吧？
再次，建议学校领导治校走现实主义道路，而不要走理想主义道路。以稳定的制度管人，而不要实行人治。
在学校工作这么多年，我深感我们学校和原来我工作过的学校相比，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理想主义可能对学校的迅速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绝对不适合于学校的稳定和长期发展。这种理想主义就在于学校的微观制度奇缺，教师和行政人员都不负责。
从上面绩效工资的表格对比就可以知道，学校为了让行政人员正常上下班——这是行政人员最基本的职责啊，因为他们是拿了坐班费的，且坐班费比教师的课时费还高——学校竟然给予他们额外200元/月的打卡费，竟然要用钱来买着他们守纪律，这看起来确实有点匪夷所思。按照这种逻辑，我进校这么多年来，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上课从不迟到和早退，从未出任何教学事故，学校是否也要给我200元/月的补贴呢？
由于办公楼的职能部门上下班打卡竟然有200元每月，分院的办公人员就没有这笔钱，结果他们可以公开地晚一个小时上班，提早一个小时下班，随时都可以不在办公室也没人管，但是他们也没有“教学事故”啊！有时行政人员与教师发生冲突，教师即使想找人告状，也没人受理。但是，教师却是有教务处看着的，只要学生有一点不满，教务处就可以对他们进行处理。所以，学校对于行政人员缺乏基本的日常管理制度，这必然不利于学校的长期发展。
当然，并不是说只要加强对行政人员的管理。其实，很多老师教书根本就不认真——这是明摆着的，现在教室都有监控，而讲台就是舞台，老师讲课好不好，认不认真，领导一看就知道。但是行政人员却不同，他们只要坐在那儿不动就是一个合格的行政人员了——这也是学校领导永远觉得自己学校的教师很差劲，行政人员却不错的原因吧。
确实，有一部分老师不改作业，上课不管学生，学生来不来无所谓……问题就是，对于老师的这些不良行为，学校竟然没有真正的监管机制，只有当学生到教务处告状的时候，学校才采取措施来管理，这本身就是制度的缺失。
相反，作为老师，我经常感觉到另外一种来自理想主义要求的非制度的压力。老师上课的质量有高低好坏之分——因为老师上课具有极强的“表演”色彩，这种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恰好相等的。就像世界上有很多演员，但演技一流的演员却是很少的一样。但我们学校的领导经常要求老师讲课能够直接把学生吸引住不愿走开，这是一个多么不现实的理想主义的要求呀。我们不排除有个别优秀老师讲课时，学生会陶醉到不愿意走开的地步，但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老师都有这么好的口才与魅力！课堂纪律的普遍提高最终只能靠相关的制度来实现。就像我们不能期望每个人都有雷锋那样高尚的品德，因而不得不建立法制国家一样。因此，学校应加强基本课堂制度的建设，而不用天天批评自己的老师太差劲。如果一个学校的教师都很差劲，都管不住或不愿管学生，这时恐怕不是去批评每一个教师，而应该反思学校教学管理制度的缺陷了。
有些基本的教学要求，只要学校有制度，每个老师都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规定教师上课必须点名，保证到课率不能低于80%，如果低于这个比例而学生又没有正规的请假条，老师就必须通报学生所在的分院。如果没有做到这些，就算老师的教学事故，这样总可以吧？而且到课率不是老师自己说了算，由老师与班干部一起完成。这样一种强制制度，恐怕会比现行的选课制有效。学校实行的选课制的目的无非是要强制老师提高教学技巧，吸引学生选自己的课。但由于对老师缺乏必要的约束，导致的结果恰好相反：多数老师恐怕都是通过上课不点名、期末考试给予高的平时分、考试让多数学生随便通过甚至获得高分的方式吸引学生选自己的课，这不是教学质量的提高，而是教学质量的降低。
记得我曾经慕名听过某省级名师的课，由于没有提前很久告诉那位名师，结果发现那位名师上课的到课率竟然不到50%，尽管ta讲得还不错。所以，选课制的设想不错，但缺乏必要的基本管制，就成为了一种错误的制度，导致对学生要求严格的老师不受学生欢迎，迎合学生要求的不负责任的老师倒是十分受欢迎。而由选课制带来的实际上教学质量的下降不是学生的错，也不是老师的错，而是基本管理制度缺失的错误。
来到学校工作这么多年，我经历了学校的发展，经历了学校的无数次教学和科研制度的改革。结果就是，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改革，却从来没有涉及一些基本的教师和行政人员行为规范的问题。按时上下班本是行政人员的本职——在与沿海一些高校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人家下午5：30下班，5：20打电话去办公室，还会有人接电话，我们这边却常常提前一个小时就没人了——但是为了让这些人按时上下班，竟然还用200元/月的打卡费“买着”他们守纪律，结果他们往往还不买账——早晨打完卡就吃早餐去了，下午提前走人十分普遍。同样，我也看到外面调进来的老师往往是第一年坚持为学生批阅作业，第二年就不再改了——第一年是人家从外地带来的基本习惯，第二年就学会我们学校的“习惯”做法了，只布置作业，却从不看也不批改作业。我认为这是基本制度缺失所造成的。每年开学发给教室点名册，为什么相关领导就不去检查一下他们使用了点名册与成绩登记册没有呢？有些老师可能从未把点名册带进教室，也根本不认识自己所教的任何一位学生，结果导致一些学生在一个学期之后，也不知道自己的授课老师姓甚名谁。
之所以提出这些跟我个人无关的一些建议，仅仅是因为：第一，我热爱自己的专业。但作为一位副教授，在完成工作量之后仅仅只有区区3400元左右每月的收入（名义工资为3300元左右，扣除住房公积金等，拿到手的只有3000元左右，完成课时量后每月可得400个大洋课时津贴），我们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小孩入托费每月就得近千元，还得给他买奶粉、零食和玩具，一个副教授半个月的工资竟给小孩用光了。我们自己还得吃饭，住房子每个月得交近两百元的物业费，加上自己出生农村，还得给父母一点养老钱，另外一半还少了。幸好妻子在外做事还补贴点家用，否则早饿死街头。所以，我希望自己的工资至少与副处级行政人员持平吧——虽然只多了区区八九百元每月，但是对我这点微薄的收入来说，就等于增加了20%以上的收入啊，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足够积攒下来回乡下过一个体面的春节了。这样的话，虽然不能说有尊严的活着，至少也可以抽点时间看看专业书籍，继续做做所谓的学问了。
第二，我也希望学校能够继续发展并壮大下去，但恐怕用不了多久，学校最近几年招进来的年轻博士恐怕就只有用脚投票了。当然，学校领导有办法对付他们：你们在博士进校时签订了不公平协议：谁如果不工作满十年，要退回全部的安家费和科研启动费15万元，并交违约金10万元。以学校现在的工资，这些博士在这几年购房安家之后，不可能还得起高达25万元的走人费——但一个学校真的能够靠这种方式把人才长期留住并发展起来吗？我认为这恐怕不是一个学校发展的长久之计。所以，希望领导真的能够考虑到教师的生存问题——恰恰他们才是有能力离开学校寻求新的发展途径的，对于学校的发展也可以作出一点点贡献的——给予他们不要低于行政工作人员的待遇，使得他们能够安下心来。
贵州财经大学一名普通教职员工
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