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中国骗子》
第一章 我怎样当上了华人商会会长
一
时间：一九九二年秋天的一个晚上。
地点：俄罗斯远东边陲小城比罗比詹市。
…… 夜幕在这里从来都不徐徐降临。灰蒙蒙天空上的那个冷清清的白色太阳说没就没，天也咔嚓一下就黑了。小城没有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略显陈旧的街道两旁，多半是只有俄罗斯才有的用整根儿的原木叠起的叫木克楞的房子。再有就是高不过三层的小楼。这小楼叫你仿佛走回了中国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不用说，房子都很陈旧，当初抹上去的厚厚的洋灰，早已裂开了一条条不规则的大缝子，有的还一块块剥落下来。好在这些房子都被浓浓的树荫遮蔽起来，所以粗看上去并不怎样露怯。而尤其到了晚上，当夜的大幕拉开的时候，你就更什么也看不出来了。在柔和的路灯灯光的照射下，你所感受到的只有平和、宁静。社会巨大的变革在这里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偶尔一两声的狗吠，更叫你仿佛置身于世外，要是没有人提醒，你是绝不会想到比罗比詹原来居然是洲的首府所在地。
其实比罗比詹倒真是一个挺现代化的城市，至少它不比俄罗斯别的城市落后，人口也有四十几万呢。要是你晚上坐着飞机从空中望下去，也是一片灿烂和辉煌。城市跟人一样，都有各自的性格。小城比罗比詹的性格是：和蔼亲切，一点儿也不张狂。还有点儿傻乎乎，像一个你一看就想跟他亲近的大胖子。大胖子挺一个一走一颤的大肚囊，怪好笑，叫人忍不住总想上去摸一下，或者用手指头像弹西瓜那样弹一下。
好了现在我们还是言归正传：那一天的晚上，夜幕降临以后，大约八点多钟，在距市中心稍远些的一个空旷的大房子里，有四 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在打牌。四个人都是中国人。炽白的灯光照在他们脸上，冷丁一看似乎少了些立体感，白森森的像庙里的无常鬼，有点儿吓人。尤其是牌要打出、关乎输赢的瞬间，都凝神屏息，面目狰狞，要是你这时候闯进屋子里来，绝对吓你一个半死：你拿不准这四个人是活着呢还是死了。
四位都是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现在让我来逐一介绍吧。
面朝门口的一位，一米八零的身材，高大威猛，往俄罗斯人堆里一站，绝对不给中国人丢脸。这还不说，关于他的气质，你想象一下施瓦辛格吧，黑头发黑眼睛又黄皮肤的施瓦辛格。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实话实说，我也不客气了，这个人就是我。我的名字叫马二。此外我还有个封号——先解释一下，我们每个人都有封号，是我们中间最有文化的一位叫老贾贾坏人他给起的。是充分地抓住了每个人的突出特征之后总结出来的。我的封号是：中国生瓜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马总马二马生瓜。
在我的对面，背对着门的那位是个小个子，长相就不用形容了，你只要去想，没长开的、拉拉疤疤的青皮土豆是啥样儿，他就啥样儿。他的姓也怪有意思。“贵姓？”要是你这样问他，他马上就会答：姓皮。哪个皮？土豆皮的皮。所以我们平时都叫他土豆皮。他的真名叫什么谁也不知道。土豆皮的封号是：中国流氓无产者驻俄罗斯小分队皮总皮队长。皮总皮队长有一系列可以说明问题的故事，以后再一一介绍。
土豆皮的旁边，也就是我俩的一左一右，其中一个叫向阳花，黑龙江省东宁县人，总笑，不太爱说话，相当朴实个农村青年样儿，老实巴交的，一望便知是个绝对的良民，不给政府添乱和惹事儿的那种。大伙儿喊他向阳花是因为他是从农村来的，取“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之意。另一位，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老贾。老贾比我们都大，有三十。刚来时他欺负我们没文化，告诉我们他叫贾宝玉，我们真就信了。见我们真信他又觉事情不妙，马上纠正告诉了我们他的真名。但是我们已经不信他了。那么好，那么你给我们起外号我们也给你起，我们叫他“假坏人”。假坏人就是真好人，多有意义呀。我们夸你呀老贾同志。
我们这些人中，除了老贾，还比较有文化的就是我了。而我，除了看过“三国演义”小人书，其余如红楼梦什么的真就没读过。老贾贾坏人长得白白净净，一副知识分子模样。只是他脑门上深深的、长长的一条刀疤，令人对其顿生疑窦。尤其还长了一对三角眼，挺像反面人物的。老贾也有封号：中国伪劣假冒商品促销委员会驻俄罗斯总干事长。贾干事身后也带着一串故事，也留着以后慢慢介绍。
我们都有故事。我们这些中苏两国边贸开始后头一批闯荡俄罗斯的倒爷，哪个人没些故事呢？我们来到俄罗斯后，有那么一阵子，继续按我们自己原来的生活惯性往前冲，用行为书写着各自的人生故事。
我们四个人打牌打到午夜时分，不知谁打了个哈欠，又伸了伸懒腰，说算了不玩了，明天还要早起。另三位也响应，说不玩就不玩。
可我们四个人并没有马上睡觉，因为我们还有另外的一项活动要做：静极思动，还要练练“投篮”，活动活动筋骨。我们床上桌下地找纸，再团成小纸球儿。都准备好了之后，老贾提议说，今天咱不多投，每人五个吧。大伙儿都说好，便一齐向一个人的床边走去。
现在该介绍介绍我们住的这个空旷的大房子了。
这房子里住的其实并不只我们四个人，还有十几个呢。只不过晚上了没什么事儿可干，都早早地安歇了。早睡也是为了早起，不等天亮就得到巴拉霍德卡去卖货。巴拉霍德卡俄文原意是破烂市，后来不知怎么就发展成为大市场的意思了。天还不亮就搞交易的大市场俄罗斯人叫鬼市，鬼市的好处是没有警察叔叔干扰。白白胖胖的俄罗斯警察叔叔要早上八点以后才起床，起床后吃面包牛奶和嗞儿嗞儿地喝咖啡，然后才一边剔着牙，一边挺着大肚腩来上班，而那时我们的活儿早干完了。
我们住的这个大房子本是一所小学校的健身房，学校没钱，开始租给中国人当仓库用。后来住上人了。中国人爱扎堆儿，你住我也住，就变成了“宾馆”了。人们都往这里凑除了图个热闹，还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宾馆里的饭菜贵贱不说，关键是西餐吃不惯。别的不说， 就说那个煎鸡蛋，咬一口顺嘴牙子淌鸡蛋黄子，谁受得了？而这里就不然了，老毛子的电随便用，弄个大电炉盘，煎炒烹炸的，怎么干都行。闷大米饭就更不在话下了。住宿的费用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水和电也都不花钱。
不过这都感谢老毛子政策好。老毛子不像中国，把外国人都当成宝儿似的，外国人到中国必须住涉外指定宾馆。老毛子不，你外国人住哪儿都行，住厕所都没人管你。当然你真要住厕所了，老毛子警察会好心提醒你，说那里边挺臭，臭懂不懂？臭就是二氧化碳加甲烷。如果你回答，臭懂，臭谁不懂？俺带着防毒面具呢。毛子警察于是放心了，那好那就住吧。
我们的住处当然不是厕所，但我们还是挺自觉地给它起了个雅号叫中国难民营。所以这么叫是因为这房子里的乱和脏连我们自己都看不惯。我们用破板子、纸壳包装箱子在这个原本空旷的健身房里间隔起了一个一个的小单间，这虽然不太雅观可也不算太难看，关键是卫生没人搞，吃完了饭几乎没有涮碗的，破鞋烂袜子满地扔。还有就是垃圾，这里半碗剩鱼，那里半碗剩肉，要是想不起来吃，一放就是几天。这倒好，这一下子就喂肥了健身房里的老鼠。中国人没搬进来时这屋里的老鼠个个苗条，走路一扭一扭像模特，三围什么的也都挺合标准，而今都臃肿得不成样子。而且傲慢，大白天的见了中国人也带理不理的，还学中国人的样儿，慢条斯理地背个手迈方步，打饱嗝、剔牙，真他妈的！
按下难民营先不表，还先说故事里的人。
我这故事里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没给你介绍，他就是老同志老干部潘华新。先不说他的来历，你只记住他的封号就行：性解放中国个别老同志代表队潘华新潘队长。我们有时叫他潘队长，有时叫他“花心”老头。花心老头嗜好不多，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牌搞赌博，只一样，天天晚上睡觉前必看黄色画报，以后再伴着想象入眠。潘队长睡觉有个大毛病：仰颏，大张嘴，使劲儿打呼噜。从上边垂直看下去，从嘴的上边往下看，那粉红色的喉咙就像个肉的无底洞，由此叫你不由得不想，应该往里扔点儿什么才对。最早把想象力化为行动的是土豆皮，那一天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打牌坐时间长了也累。他把一张破纸揉成个球儿，隔老远的，照着潘队长的“肉井”就扔了过去，啪！居然进了。而潘队长的喉结一骨碌，把那纸团竟也咽了进去，人却没醒。我们立刻感到这太有趣儿了，扑克也不打了，比赛，看谁投得准。
从此我们就有了一项游戏：夜深人静的时候，打牌打累了，需要活动活动筋骨了，就用潘队长的大嘴练“投篮”。
当然有时不打扑克也练。在国外工作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寂寞。有一首歌唱：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而对于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是练“投篮”的时候，一“投篮”就不想家也不寂寞了。真的，真不寂寞了。
二
练“投篮”的头几天我们还有些放不开，姿势单调，只远远地站着，三分线外，定点，比看谁投得准，都小心翼翼的，怕把潘队长弄醒。以后胆子就一天比一天大起来，玩起了“大灌篮”。就是学NBA球星的样儿，助跑，再跳起，从空中把纸球直直地朝潘队长“改革开放”的大喉咙砸下去。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你无论怎样弄，潘队长都不醒，就同死去了一般。
有一天早晨老贾贾坏人拿潘队长开涮，老贾先做痛苦状，说我这人睡眠不好，夜里有一点儿动静就醒。接着用挺羡慕挺羡慕的口气问潘队长， 说您老睡眠真好，一夜到天亮是吧？
潘队长得意地笑了，一拍胸脯说，你知道我身体为啥这么好吗？一条，睡眠好，睡得深，睡得实。
潘队长确实身体好，老家伙红光满面的，快六十的人了，找小姐的劲头，一点儿不比年轻人差。
老贾又问，你睡着了以后，打雷什么的也不醒吗？
潘队长“吣！”了一声，一脸看不起打雷的样子。他说我给你们说个事儿吧，你们可能都不信：我年轻那会儿，参加了土改工作队，住农村老乡家里。有一天晚上我先睡了，有一条小蛇从房梁上掉下来，一尺来长的小毒蛇，啪，正好掉进我嘴里，“咕噜”一声我就把它咽肚儿了，醒都没醒。
大伙儿说你这老头净瞎吹，没醒你咋知道把蛇咽肚儿了？潘队长答，这有啥奇怪？早晨起床后别人告诉我的。
这故事让我们吃惊不小，同时也带来了快慰，以后再练起“扣篮”什么的，就完全无所顾忌了——你想啊，老家伙一条毒蛇进肚儿都不咋地，何况咱几个纸蛋蛋？
但有一条我们忘了，其实我们都是些缺少卫生常识的人，无论怎么说，小毒蛇也应算纯天然绿色食品，而纸球就不同了，纸球是破旧报纸，报纸有铅，而铅是有毒的。我们每天晚上投进潘队长肚里的纸球，累计其重量，没有半斤也少不了三两。就算三两吧，也一个大馒头了。三两沉的一个大毒馒头进肚，一天一个，时间一长，能不出事儿？
当事情过去几年之后，我把这故事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我发现听的人眼神儿有些飘忽不定，流露着不解与轻蔑。后来终于忍不住问我了，问我说当你们把纸球往别人嘴里投的时候，除了缺少卫生常识，是不是还缺了点儿别的什么？
我不懂。
真的当时我真不懂。我是过了几年之后，有了一定学识，回首往事，才明白那意思的。但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一句话，我从小学到初中，人生最美好的九年的光阴，有关方面除了叫我们学毛 的老三篇，别的什么都不叫我们学。对了，还学会一首诗歌：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国文？不会ＡＢＣ，也当接班人。
责备别人永远是挺容易的事儿，而理解才最难。当初责备我的人如果真是出于正义，那么他应该知道把鄙薄与轻蔑投向何处。
回忆有时是叫人挺不愉快的，可也没有办法。但这对理解我讲的故事有帮助。
好了还说正题。
那一个晚上，一九九二年秋天的那个看似很平常的晚上，大约半夜时分，我们“扣完篮”刚刚睡下，就被一阵阵痛苦的呻吟声给搅醒了。花心老头潘队长说他肚子痛。他脸上冷汗直流，说痛的快不行了。
该发生的终于发生了。
我们拿起电话拨“03”。
在俄罗斯，你有个急病什么的，拿起电话拨“03”，救护车马上就到，而且分文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