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报记者 莫琳
作为第十一、十二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多年来积极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为国计民生建言献策，提交的提案先后涉及国企改革、小微企业融资、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公募REITs试点等多个话题，不少提案对行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中信资本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主攻另类投资的投资管理和顾问公司。公司核心业务包括私募股权投资、不动产投资、结构融资及资产管理，为多样化的国际机构投资者管理总额超过170亿美元的资产。中信资本目前在全球投资11个板块超过150家企业。
今年是张懿宸第15年参加两会。他今年一共提交九份书面建议，涉及公募REITs扩容、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健康稳定发展、全国碳市场建设、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热点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信资本董事长张懿宸）
在今年的两会开始之前，中国基金报专访了张懿宸委员，以下是采访实录：
展开全文连续两年推动商业地产公募REITs试点
探索房地产行业发展新模式
中国基金报：您今年的提案跟去年一样，都建议 将商业不动产纳入基础设施公募REITs扩容试点。今年与去年关于公募REITs的提案有什么不一样？
张懿宸：今年是我连续第二年提案呼吁将商业不动产纳入基础设施公募REITs扩容试点范围。两年的提案内容是一脉相承的，也是逐步深入的。去年我曾建议，建立税收穿透机制并出台相应税收政策来驱动基础设施REITs发展，主要是通过对原始权益人给予免征或递延征税优惠，来解决在资产交易环节和投资者分红环节面临的重复征税问题。有关部委在提案答复中表示，财税部门将跟踪基础设施REITs试点情况，借鉴国际经验，加强研究论证，适时明确基础设施REITs相关税收政策。
很高兴地看到，今年1月底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已联合发文，在《关于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 3 号）中明确：设立基础设施REITs前，原始权益人向项目公司划转基础设施资产相应取得项目公司股权，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原始权益人和项目公司不确认所得，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基础设施REITs设立阶段，原始权益人向基础设施REITs转让项目公司股权实现的资产转让评估增值，当期可暂不缴纳企业所得税，允许递延至基础设施REITs完成募资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后缴纳。这既是对我去年提案内容的积极回应和采纳，同时也是对业界、学界普遍呼声的正面支持，充分显示了人民政协作为全过程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在参政议政方面发挥的积极独特作用。
中国基金报：为什么持续推动商业地产公募REITs试点？
张懿宸：去年下半年以来，个别大房企出现流动性风险，部分房企债务问题持续突出，引发内外高度关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加强预期引导，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今年初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有关部门开始在保持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要增强调控政策的精准性协调性。在此背景下，作为去年提案的延续和深化，我提出了今年提案的有关内容。
作为实体经济活动重要载体，商业不动产是城市经济发展大类基础设施的刚需组成部分，承担着满足城市经济活动和居民生活需要，向城市居民和各单位提供基本经济生活及消费空间服务的重要作用，是国民经济第三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保障。当前，业界存在一个突出痛点，即新冠疫情仍在持续的背景下，有关调控政策精准性不足，对诸如写字楼、商场、酒店等商业不动产造成较大程度的“误伤”，沉淀大量资金的优质资产完全无法通过证券化等形式实现资本的良性循环。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大前提下，需要对住宅地产和商业不动产进行差别化、精准化的区别对待。因此，今年提案中主要建议了将商业不动产纳入基础设施领域公募REITs扩容试点的范畴，旨在通过对其进行合理的估值、定价、发行、二级市场交易，实现价格发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在助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也为我国房地产业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提供有效支撑。
中国基金报：您这一年观察到了房地产行业有什么样的变化？
张懿宸：房地产行业规模体量大、关乎国计民生，其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社会大众的神经。特别是自2017年以来，国内地产行业经历了一轮复杂而深刻的调整，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1、政策持续发力，“房住不炒”深入人心，房地产业步入良性健康的发展轨道。
随着中央持续强化“房住不炒”的政治要求，各地各部门积极出台调控措施，政策端、金融端的持续发力，对“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宏观杠杆率显著下降，市场预期逐步转向理性、稳健和长期，特别是不断让住宅回归了居住本源，出清了大量非理性的投机需求。
所以，“房地产去金融化”，实质上是去除住宅地产中的投资性金融属性，真正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而不是有些声音解读的“地产和金融的彻底脱钩”。
2、房地产的行业逻辑和市场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行业出清加速、结构趋于健康。
自2017年以来，中央从“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高度，逐步针对地产金融业设置了规范性的行业指标，如设置了商业银行地产业务的“三线四档”指标和贷款集中度要求，强化了对重点开发企业融资活动的动态管理，持续整顿金融非法经营场所、整治金融乱象。
在此过程中，一些杠杆率高、投资激进的房企和金融机构出现风险，轻则周转困难、债务逾期；重则资不抵债、信用破产，对其他市场参与主体产生了一定的负外部性。针对这类问题，相关监管部门始终积极、稳妥地促进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依法公平公正地处理相关事宜。
3、在住宅投资规模持续压降的同时，商业不动产等现金流型资产依然有机会。
近20多年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由2000年的36.2%，提升至2021年的64.72%。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向纵深化发展的过程中，边际效用递减态势明显，居民住房需求也会趋向平稳，未来住房需求更多的将会伴随社会发展的改善性需求，以及与社会人口年龄构成相匹配的结构性需求。
与此同时，商业不动产、办公和厂房、长租公寓等产业地产的机会将不断显现：商场等经营性场所，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商业活动载体，可以丰富城市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拉动消费、促进就业；办公、厂房等生产性不动产，直接为各类生产企业提供优质的空间场所，通过合理专业的运营，其服务性功能对于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租赁性住房具有更为鲜明的民生属性，发展租赁性住房，对于满足大城市新市民、特别是青年人和高技术人才的住房需求，具有重大而紧迫的现实意义。
一头连着产业就业，一头关乎国计民生，促进商业不动产的健康发展，是推动金融地产“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和国计民生的有力举措。在合理的市场机制、专业化的管理水平的加持下，该领域未来应能大有可为。
综合以上分析，目前地产行业在政策面、资金面和需求端均已产生显著变化，但未来发展的纲领清晰——“房住不炒”，方法明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任务具体——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系列的顶层设计和制度设计，也让全行业看到了未来的发力方向。
香港应抓住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性机遇
中国基金报： 我们注意到您提交了一份《关于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提案 》，您在提案中表示，这份提案是基于多年在港工作经历、日常与国内外业内人士交流的情况，以及去年以来担任香港交易所非执行独立董事的一些体会和思考。能否具体谈谈您的一些感悟？
张懿宸：2022年适逢香港回归25周年。在祖国的强有力支持下，香港已连续25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第五大股票交易市场和外汇交易中心、亚洲第三大债券市场以及亚洲最大的基金管理和私人财富管理中心。
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及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由乱转治，踏入由治及兴的新发展局面。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深化并扩大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也是香港探索发展新方向、开拓发展新空间、增添发展新动力的客观要求。
我自去年就任港交所非执行独立董事以来，有机会与内地、香港的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上市公司以及经济学家频繁交流，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在当前形势下，香港应进一步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加强作为通往内地和国际市场双向门户的桥梁作用，不断巩固和提升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我的建议主要有三点：
一是促进解决港交所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在香港与内地金融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大批中概股回港上市的背景下，港股2021年表现却差强人意。这一方面有美国战略打压和美联储“收水”的因素影响，但对内我们更应看到港交所流动性不足的结构性问题。我们期盼有关部委能够结合香港回归25周年契机，研究继允许企业年金基金通过港股通投资香港之后，如何继续将范围扩大至第一支柱的养老金，并逐步放宽对目前双向可购买股票数量和投资比例等方面的限制。如此既可为香港市场带来中长期流动性，也为内地养老金提供多样化、差异化的投资产品选择。此外，也希望监管部门对于境内企业赴港上市给予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引，以利于港交所更好承接中概股回归。
二是鼓励和支持香港进一步发展人民币产品和工具。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承担和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可基于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继续扩大人民币计价产品体系，完善风险管理工具。建议：
首先，可以研究在封闭式互联互通基础上进一步有所突破，允许内地南下资金在持有一段时间后，可在卖出后继续留在香港市场投资，以可控方式扩大境外人民币资金来源。研究设定一定额度，允许“内资股”股东变现资金投向香港离岸人民币资产，在满足股东资金境外配置需求的同时，也增强人民币在海外金融市场的计价和结算功能，提高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流动性。
其次，启动数字人民币在香港的零售应用，并探索在金融机构等批发领域的应用，充分发挥数字人民币可追踪、可编程的优势，从技术层面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再次，结合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研究将LME和QME的仓储系统实现对接互认，使LME的仓储进入内地取得突破，并可配合推出相应人民币计价产品，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到大宗商品领域。
最后，伴随海外流入内地的投资规模日益庞大，这些资金迫切需要金融衍生品等风险管理工具。可探索将香港建设成为海外投资者投资中国的风险管理中心，重点发展人民币相关的各类风险管理产品，近期可以推出国债期货等。
三是鼓励和支持香港在“一带一路”投融资、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等方面进行更多探索和尝试。
作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门户，香港应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内地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香港也可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国际清算银行首批设立的三家创新中心之一的落户地，期待央行与香港金管局加强数字货币和监管科技等方面的合作探索，充分挖掘金融科技的发展潜力。香港还应充分发挥其国际化“超级中介人”的作用，为国际投资者购买中国绿色金融产品提供通道和平台，并在此过程中积极参与推动绿色金融产品标准的制订和市场规则机制的对接。
我对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和发展始终充满信心。在我看来，未来一段时期，香港应着力发挥好国家“十四五”规划确定的“八大中心”作用，抓住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性机遇，巩固独特发展优势，深度挖掘发展潜力，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中国基金报：作为港澳委员，我们发现您非常关注香港的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也一直在为香港的奔走呐喊。2020年，您曾经递交了一份《关于加强香港人才优势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国际人才聚集地的提案》，在您看来，这两年这份提案是否得到了采纳？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国际人才引进工作有哪些进展？
张懿宸：2020年我曾在提案中建议，应研究加强政策倾斜和鼓励，吸引更多国际化人才到大湾区就业、定居，另外还可参考“横琴模式”，在大湾区范围内，为人才在住房、税收、签证、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更灵活政策等。很高兴看到，人社部等四部委于去年9月发布了《关于支持港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在拓宽就业渠道、支持创新创业、提升就业能力、优化就业服务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措施和新举措，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包括港澳青年在内的国际化人才聚集大湾区，寻找到施展才华、成就自我的机会。
三大建议解决PE行业“募资难”
期待S基金破解退出难题
中国基金报：您已经连续15年参加两会了，作为私募股权行业的杰出代表，今年您对私募股权行业有哪些方面的提案/建议？
张懿宸：私募股权投资作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已成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推动力量，在直接融资、股权融资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今年也恰好是中信资本成立20周年，我们有幸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历程。行业目前体制机制基本建立，体量规模已成气候，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应始终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为资本设置好“红绿灯”，明确规则，划出底线，着力引导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今年针对PE行业我们建议如下：
一、为私募股权市场引入更多源头活水，解决PE行业长期面临的“募资难”这一挑战。具体包括，1）研究将私募股权基金逐步纳入企业年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范围，可选择有条件的地区，挑选符合资格的优质基金管理人开展先行先试。2）对保险机构现行考核机制进行调整，对险资投资股权投资基金适用更符合市场特性的考核办法，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一级市场投资收益会计核算标准，从实质上解决如当期收益考核等与产品特性、投资周期不匹配导致的险资配置股权投资基金的操作难题和顾虑。此外，建议研究进一步简化投后报备流程，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3）期限错配问题目前仍是银行理财资金投资私募股权基金难以逾越的障碍。建议结合《商业银行法》修订，研究出台支持性政策，鼓励银行及理财子公司通过产品创新等方式，逐步扩大对私募股权基金投资选择范围，建立可持续出资机制。
二、加强对政府引导基金的顶层设计。近年我国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步伐有所放缓，发展进入存量优化和精耕细作阶段。建议：1）加强对政府引导基金体系的顶层设计，确保源于政府财政的引导基金规模总量合理适度，整合部分区域内存量引导基金，解决重复设立、资金分散的问题。2）进一步优化制度，坚持适度管控。明确主管部门、引导基金和GP的权责边界，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减少GP占股、投委会席位等不符合市场惯例的条款诉求，进一步优化决策流程和效率，最大限度给予管理人和基金市场化运营空间并建立适当的容错机制。
中国基金报：我注意到您对S基金尤为关注？事实上，S基金在中国还是起步阶段，您提出这个提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张懿宸：在2015年开始的“双创”和“供给侧改革”推动下，大量资本涌入市场。2015-2018年的4年时间里，中国私募股权市场募集资金总量超过5万亿人民币，而参与到其中大部分投资者此前并未经历过一个完整的退出周期，缺乏对基金退出重要性的风险认识。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募资和投资行为进行了规范，然而猛然关上的“水龙头”却极大地增加了私募股权市场的募资难度和退出压力。
在此背景下，国内S基金、S基金交易试点平台的产生和完善是VC/PE行业一直翘首以盼的，有利于进一步打开VC/PE的退出通道。但当前发展存在一定的痛点，比如对已投底层资产的估值定价缺乏统一标准、买卖双方市场需求暂未形成规模、无法及时获取有效信息、中介机构专业能力有待提升等。此外，政府引导基金份额转让时如何定价、是否需要进场、是否需要评估、是否可能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也有待明确。从有关机构数据看，目前IPO仍是首选退出路径，大多数管理人仍对份额转让作为基金退出方式持观望态度。
针对S基金的提案，主要目的在于持续拓宽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退出渠道，促进金融与产业资本实现循环畅通，也是希望呼吁监管部门能够未雨绸缪给予足够重视，与业界一道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PE二级市场发展路径。
三届政协委员还关心这些问题
中国基金报：今年两会期间，除了您自己的提案，您还关注哪些方面的民生、经济问题？
张懿宸：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继续做好“六保”、“六稳”工作，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这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我目前还担任麦当劳中国的董事会主席。作为一家拥有14.5万名员工的大型企业，同时也是与众多百姓日常息息相关的餐饮连锁企业，我投入了很多精力在公司管理中，也经常会尝试透过遍布全国的4000多家麦当劳店铺，去观察经济和民生的细微变化。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国内餐饮、旅游和娱乐等第三产业经受了严峻考验。伴随疫情反复，商业服务业频繁出现关门、裁员、减薪、断供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餐饮行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方面肩负稳就业、保民生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承受着原材料、人工、房租、电价上涨的经营压力，行业中大部分企业运营艰难。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2021年餐饮业均为负增长，2021年全国餐饮企业关店约88.5万家。
市场主体承载着数亿人的就业创业，应该继续面向市场主体实施新的减税降费，帮助他们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减负纾困、恢复发展。业界普遍呼吁，希望政府研究延长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过渡期政策，帮助企业克服疫情影响，减轻运营压力，稳定就业。
中国基金报：最后，能否谈一下您这15年来持续参政议政的体会是什么？
张懿宸：能够连续三届担任政协委员，我倍感荣幸，也感到肩负的责任重大，深知这一身份所承载的期盼和信任。
过去15年来，人民政协工作蓬勃发展，不断推陈出新。在国家大事方针的制定上，代表委员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也持续提升。作为来自经济界和香港地区的委员，能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通过链接内地和香港、政府和企业，反映一些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为政府工作建言献策，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也十分珍惜这样的机会。
我每年准备的提案都是来自于实际工作中的难点痛点，部分提案是关于投资行业；部分提案是从调研接触到的实体经济企业中来的。我能感受到政府在认真倾听委员的呼声，有些提案建议很快就得到积极回应，并采纳进相关的政策中。例如，去年两会，我提交了关于公募 REIT s延展到持有型商业不动产的提案和加快冷链物流行业全面发展的提案，我们很快就看到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在今年春节前发布了关于REITs试点的最新税收政策，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底印发了“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提案的一些建议已经体现在这些政策措施中，这也让我倍受鼓舞。今后也将继续加强调查研究、协商议政，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问题、重大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编辑：小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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