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牛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的傅晓岚教授接待了一位来自中国某知名通信企业的高管，他向傅晓岚表示，这家企业有很多新技术需要转让，也瞄准了一些新技术想要投资；可现有的技术估值工具却都有重大缺陷：技术发明人担心转让低了，投资人想要压价，这种由于认知不对称造成的技术交易瓶颈如何打破呢？
傅晓岚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研究空白，最终她以这家公司、专利和技术层面的大数据为基础，开发了一个（通信行业的）技术估值的理论模型。这项研究也在2021年8月获得了德国跨界创新基金会（Falling Walls Foundation）发起的国际跨界创新科学突破大奖，她的贡献被赞誉——“推倒了技术估值的壁垒，解决了技术转移的瓶颈”。 不久前，牛津大学也成立了一家社会企业来推广这项工具，在商用的同时帮一些低收入国家和小中小企业做技术估值。
傅晓岚是牛津大学社会科学领域首位华人终身教授，她一直致力于研究那些来自底层的实践创新，她也经常受邀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发表演讲，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赋权出谋划策。从36岁博士毕业至今的近二十年来，傅晓岚在CUP、OUP等顶级学术出版社等发表专著和编著9部，在《管理研究》等一流期刊发表论文近80篇，傅晓岚在2021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在对傅晓岚的采访中，澎湃新闻追问了她非常多的关于家庭和育儿的问题，我们好奇的是她如何在人生的B面（家庭）和A面（社会）之间穿梭？妻子身份、母亲身份和她的职业的关系？长期以来，询问职场女性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问题似乎已是一个媒体禁忌了，我们希望以不冒犯个人的方式打破这个禁忌，目的是探讨这个关乎所有女性事业发展和公共生活的问题，希望对那些有志于进入学界的女性有一些启发。
澎湃新闻记者将与傅晓岚的对话编写成了自述形式。
傅晓岚 受访人供图
从职场妈妈到学术妈妈，“母职”推动下的转行
我是在1990年代末到英国攻读博士的，当时整个氛围都在强调经济增长，我博士毕业先是进入剑桥商学院，后来进入牛津的国际发展系，很多圈外人以为我学经济出身的人每天都是穿西装和富人打交道，没想到我研究的却是弱势群体，包括底层、女性群体等等，这三十年来，我确实经历了学术方向的转变，我想这个转变是离不开我的少数族裔移民和女性的身份的塑造的，正如我们“发展”领域，确实是女性更多的，女性也被认为天然地就更关心弱者，更具有人文关怀。
展开全文得知你们把采访重点定在我的女性身份和学术的勾连方面，我很愿意谈一谈。不久之前我完成了一篇文章《短视频技术和金字塔底层的创业》，研究的是五年前的快手，我用案例研究结合定量的方法看这种短视频技术是怎样帮助到那些在底层的弱势群体的，我特别关注这些APP对于女性的帮助，一方面女性的使用率比男性少，这可能是由于她们同时要承担母职等工作，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APP对于女性的“轻资产创业”特别有帮助，比如有些全职妈妈做直播带货，可能只是售卖一些跟孩子相关的服装、绘本等等，也实现了女性的自我赋能。你也可以想象，疫情期间，如果大量的宝妈能在带孩子的间隔里去做视频分享，可能是一个非常小的切入点，但是确实会让他们的生活有一些改变。是需要先生去供养，还是自己有经济收入，对于这些女性来说，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在完成“快手”的研究之后，我发现这样一个中国故事是可以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的，我们选择了孟加拉，这是个人口密度很大，民风外向、对视频表达接受度高的南亚国家。在那里我们已经做了两年多的田野随机试验，效果也很好。在疫情当中，这些居民经过我们培训，使用了这个类似“快手”的APP后，他们在新冠疫情中受到的经济上的困难明显变小，失业人数也比另外对照组显著的少。这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来源多元化了，尤其是女用户，有了这个APP，她们可以获得更多工作信息，也可以在上面兼职，可以上网课、做直播也好，卖货等等，她们对数字技术的自信也增强了。这也符合我们发展研究领域的一个论断：未来的互联网能让女性更多自主灵活的实现职业发展。
“自主灵活”对女性职业发展特别重要，拿我自己来说吧，在去英国读博士之前，我已在东南沿海的某家大型外贸公司和教育机构工作八年了，那我为什么在32岁的“高龄”去读博士？因为那时孩子才两岁多，不时生病，我实在无法在工作中兼顾他，我本来想等他再长大点再决定，但我的一个大学女老师一直给我寄准备博士的复习资料，鼓励我读博士。她劝说我的第一年，我考虑到孩子小没有行动，第二年，她又来广州鼓励我，我又说：“我的孩子还很小啊。”她回我：“三岁算什么小？三岁孩子足够大了。”就这样，在这位女老师的鼓励下，我下定决心出国读一个博士。
当我坐在英国的大学教室里面，我是32岁，周围的同学们都比我小10岁，如果非要说我这一生有过委屈的话，是在那个阶段体会到的。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手里没有发表的英文论文，周围人会把我当成什么都不懂似的，学术这个领域就是这样，论文是硬通货，没有论文就是无法证明你的学识和能力。正常情况下，27岁左右应该完成博士训练，而我完成的时候已经36了，比别人晚了九年，这九年的差距，差了多少文章啊！
读博士期间，因为下午3:30幼儿园就放学，我和先生都要博士上课，我们没办法接孩子，我父母还有婆婆公公都分别来过半年帮忙，一年之后，就全是我和我先生来照顾孩子了。一般我的日常是，早上七点左右起来做早饭，然后送孩子去幼儿园，再去办公室（读博士的优势是我不需要9点打卡），我工作一个半天，下午去幼儿园把他接回家，我做饭，他自己在房间玩，吃完饭我们就陪他玩玩；等他睡觉之后，我从晚上10:00又开始工作，一般可能要到凌晨一点，最晚凌晨两点。
就这样日复一日，那时是真的吃了不少苦，记得有天我生病了，我丈夫恰好出差去了伦敦，我儿子小小的，他踩着凳子帮我在微波炉里热牛奶和面包。我们就住在校园里面，我儿子也会在校园里的小卖部去买牛奶，他当时还没有柜台高呢，我也经常带他去机房、实验室等，我的同学们都认识他，叫他小狮子王。
在他三岁多的时候，我甚至带他去过我们系主任的就职演说！我当时刚去英国，只知道是系里的集体活动，我非常想去，没想到是如此正式的场合，在一个阶梯教室里面，我带他进去的时候就有点晚，门打开的时候，讲台上的教授主任都看见他了，而儿子坐在我旁边，整整一个多小时，他就在那画画，真的一句话都没有说，下来后系里同事们告诉我，他们都提心吊胆，担心他突然说一句话什么的……
能把年幼的孩子带到我的工作场合，这在之前我工作的外贸公司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直在做的就是追求我自己的生活的同时能陪伴孩子，如果说家庭生活是人的“B面”，社会生活是人的“A面”的话，是学术工作能让我在“A面”和“B面”中比较自由地穿梭。起初我从外贸公司转行进入学界是希望兼顾孩子，我也确实享受到了在学术圈工作时间灵活自由的这个好处，以前我是必须朝九晚五打卡，或者一旦出差根本顾不上孩子。而进入学界后，孩子家长会我不会缺席，孩子生病去医院我也能去，当然代价就是我哄完孩子睡觉以后还要工作，要能够下定决心把耽误的时间，用深夜或周末的时间补回来。所以我的工作时间是非常长的，孩子小的时候，我背着电脑和家人度假，我边工作边看着我孩子在远处游泳，晚上看论文，回邮件。
在婚姻中争取自我，需要谈判谈下来
在英国学术界发展，需要同时面对种族身份和女性身份的双重挑战，我一直知道，要取得成功，我们要比（白人）男性做到两倍多到三倍的优秀才能获得成功，可是人的时间是有限的，我想多工作的时候肯定就需要另一半去照顾孩子，我需要为我自己争取工作时间。记者问我，我们两个都想工作的时候怎么办，这就是一个互相看底线在哪的一个过程了，我的经验就是，这是双方把自己的诉求说出来的过程，互相都得理解对方的需求和诉求，相互成全。可能有些夫妻年龄差距很大，一方已经有成就了，这种矛盾会少，像我跟我先生是大学同学，一直都是旗鼓相当，那我肯定要争取自己空间，要去谈判谈下来（笑）。这很正常。
我和我丈夫从大学恋爱开始到成立家庭、养育孩子，已经三十多年了，对于我们来说，为了恋爱和家庭的“B面”，我们都在“A面”有妥协，并非都追求个体利益发展的最大化。例如本科毕业时候，他可以在如火如荼的南下风潮中去上海、深圳等沿海城市，我也可以在华科保研，或者像很多同学那也去考北京的五道口金融学院或者北大人大，但我们为了在一个城市没有选择学校分配，他去了湖南一家外贸企业，我到了湖南大学读书。
后来的几次人生节点，特别是出国，也是如此，我们都去了各自能力最合适的大学吗？并没有，我们最终选择的兰卡斯特，也是一个能给我们双方奖学金，一家人能在一起的地方。但是对于我而言，我坚持了一点，就是从来没有彻底放弃自己的事业当个家庭主妇，也从来没想过要随便做个工作，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兴趣和职业潜力。
当女性在婚姻中选择隐忍的时候当然就不吵架，只要女性想要争取更多的发展自己或者闲暇的时间时，可能都会直接导致婚姻中的张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夫妻之间都能更明确彼此“自我”的边界在哪里，我的生活要怎么样过，这个争吵和谈判的过程，也会让两人的关系更真实也更好。夫妻相互支持和成就，家庭可以走的更稳固和长久。
女性不要轻易放弃发展，同时工作制度应改变
即使是“学术妈妈”比“职场妈妈”容易兼顾家庭和事业，我们这个群体也仍然是不容易的。我到剑桥大学两年以后就升了高级研究员，到牛津以后6年以后就升了社会科学的教授，但我算是个例，只有我自己知道走这条路有多艰辛，我又克服了多少困难。
作为一个新移民，当时我举目无亲，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支持，在我在学术道路上拼搏的过程中，更没有针对女性的所谓“优待政策”。 如今，我已经到英国20多年了，我现在参与过各种各样的选拔委员会，有投票权，我非常清楚，最后肯定还是以个人能力来做决定的，除非两个候选人能力完全不相伯仲，同时缺乏女性（唯一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倾向女性）。不会有人因为你的性别，你的想法差一点，就可以拿到研究资助的，完全凭能力说话，更何况我们这个专业一直是不缺女性的，因为女性往往会比较关注“发展”这个领域，这个可能和经济学或者其他理工科不同。
我的学生里性别比比较均衡，最近可能女性还多一点，超过一半。在培养的过程中，我觉得女生是需要多鼓励的，也有时候，我觉得非常可惜，我们培养出来的非常优秀的女性研究学者，突然因为家庭而放弃，例如一个女博士，她把一个欧洲知名大学的终身教职给拒了，因为怀孕了，原因也并非大学不允许，而是她要跟随先生去南美。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她这样以后要再回到学术圈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女性遇到的实实在在的困难，带孩子对事业肯定有影响。
我看到女性遇到这样的阻力，我非常希望她们不要放弃自己的发展，可以有让步，但不应该完全放弃。我当年就是32岁回来读了个博士，之后再也没有停止脚步，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吃的苦，不是一般人的苦。如果非要给一些建议的话，我希望女性在做各种取舍的时候，能够在学术发展上更坚定和坚韧一点，不要放弃梦想，不要被一时的困难所阻挡。
除了个体策略和努力，帮助更多的“学术妈妈”不因为生育损失职业发展，也非常需要我们的工作制度有所改变，例如要让她们能有灵活的一段时间，走过最困难的时候。包括现在中国大陆学界出台措施，放宽女性评“优青”项目的申请年龄限制。在英国，比如我们牛津，考虑女性在哺乳期，孩子幼年时期的各种支持也出台了。具体的说，我作为牛津大学技术管理发展中心创始主任, “中英创新与发展论坛”的创始人，也一直在尽我的力量支持女性发展，我们系所有的论坛和讲座都在中午进行，绝对不会在下午5点进行，因为下午5点是接孩子的时间。
现在全英国有一个名为Athena Swan的专门支持女性科学家的计划（https://www.advance-he.ac.uk/equality-charters/athena-swan-charter），所有大学的系科都要向有关机构申请，就像质量认证一样，每个院系要对自己在平等和多元化方面进行反思，比如我们系做这个认证的时候，就要自查在男女平等政策上哪些做得不好，还要写行动计划。我是委员会的主席，每个学期都要定期开会，讨论各种各样的措施。
比方说，我们系在申请时男女的优异程度是很接近的，可是呢，在最后毕业时，某些专业女性的优异率却不如男性，所以我们要考虑怎么样帮女性取得优异，所有这些政策都是为了帮助女性自信地站在跟男性平等的位置上，一方面吸引到更多优秀的女性来我们专业学习和工作，一方面通过机构层面帮助她们战胜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