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鲜少发声的投资机构（Vivo Capital Co.），刚刚度过了25岁生日。
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值美国生物医药创新蓬勃发展之际，生物医药领域两位顶级科学家和创业家美籍华人博士和美籍犹太后裔Edgar Engleman博士，共同创办了维梧资本，希望通过投资生物医疗，把海外先进的医疗技术带到亚洲。
成立25年来，不跟风口的维梧资本坚持自主挖掘项目，已经在全球投资了超过300家公司，85%的项目为领投。在这个过程中，维梧资本也从专注早期风险投资，发展成为兼顾早期、成长期、并购、成熟期及二级市场的全周期投资链条的医疗投资机构。目前，维梧资本管理规模超过60亿美元，跻身全球生物医疗领域投资机构的第一梯队。
中国，一直是维梧资本的重心。自2006年开启第一笔投资以来，目前维梧已在国内出手了近百个项目，包括、、诺诚健华、维昇药业、医疗、、ESCO、泛生子等。
“做一个既能透彻理解中国市场又有强大技术专业背景的产业投资者，必须要有全球先进的技术判断储备和独特的本土经验，再努力将两者更好的结合起来。” 日前，在北京维梧资本的办公室，维梧管理、全球联席CEO这样说道。
从大洋彼岸开始的中国缘分
维梧资本25年的故事，要从两位创始合伙人孔繁建博士和Engleman博士讲起。
从左至右依次是付山、孔繁建、Edgar Engleman
这是两位已经合作超过40年的老搭档。1971年，孔繁建远赴美国伯克利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毕业后他加入了美国首家生物技术公司Cetus Corp. 并结识了任职于斯坦福大学的医学博士Edgar Engleman。
Engleman目前在斯坦福大学肿瘤研究所免疫学与免疫疗法任联合主任兼血液中心负责人，是一位持续在一线深耕的科学家。作为全球免疫治疗研究的开拓领军人，Engleman主要研究一种罕见但具有强大免疫反应能力的的树突状细胞，并据此成功研发出FDA批准（2010年）的第一种癌症免疫疗法：Provenge前列腺癌疫苗。值得一提的是，Provenge划时代地开辟了免疫疗法在癌症治疗应用的道路。同时，Engleman还发表300多篇研究报告，他领导的斯坦福血液中心实验室拥有150多位业界领先的科学家和研究学者。
展开全文上世纪80年代，孔繁建和Engleman便共同开始生物科技领域的创业，先后创办两家生物科技公司Cetus Immune和Genelabs。其中，Genelabs于1991年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并发展成为一家拥有175名员工的全球生物技术公司，在美国、比利时、新加坡、瑞士和中国台湾开展业务。孔繁建也因此成为美国上市生物科技公司里的首位华人董事长、CEO，取得华人在全球生物医疗领域前所未及的成就。
不久后，带过不少创业队伍的两人决定进入投资领域，他们的初衷很简单：通过投资把海外最好的医疗技术及产品带到亚洲来。
1996年，BioAsia（维梧资本的前身）正式成立，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设立了办公室。新世纪很快到来，孔繁建和Engleman深感“生物科技的未来在中国内地”，他们开始把重心向中国内地转移。
2006年起，维梧资本在中国大陆进行了第一笔投资：专注骨科器械的康辉医疗。维梧资本在投资后助力康辉在纽交所上市，并于2012年促成医疗器械巨头美国美敦力以8.6亿美金的高价收购康辉。此项收购是当时中国本土最大的医药健康类收购案。
进入中国市场后，面对不断涌现的机会和行业加速，孔繁建和Engleman更加坚定中国市场对维梧发展的重要性，并在中国找到了早在2001年就相识，怀着共同价值观的合伙人付山。
从2013年起，时任黑石全球合伙人，中国区首席代表的付山，同孔繁建深聊了一年，使得维梧资本的发展战略、投资策略和管理架构进一步清晰化。在达成深度共识后，2013年11月，付山正式加入维梧资本，成为全球联席CEO暨中国区CEO。
付山的加盟，极大地深化了维梧资本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程度。此后，他主导了多数重大中国项目和中 美跨境项目的投资和孵化，包括科兴生物、诺诚健华、药明康德、和睦家医疗、维昇药业等，使得中国市场成为维梧资本全球医疗策略的重要基石和增长引擎。
2016年，维梧资本将原有的单一基金架构进行分拆，形成多个策略基金平台，分别关注早期投资（Vivo Innovation Fund）、成长期私募股权投资（Vivo Capital Fund）以及公开市场投资（Vivo Opportunity Fund），这使得每个策略基金都能够更加准确地捕捉和评估各自阶段项目的风险收益特征，最大化投资收益，维梧资本也从单一策略基金，转变为跨越整个生命周期的综合性投资基金。
目前，维梧资本的LP主要包括了全球知名的机构投资人和医疗行业投资人，例如主权基金、养老金、捐赠基金、保险公司、大型药企及医疗机构等。
坚持One Team，实施桥梁战略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里，获得最大的价值？这是众多VC/PE都面对的问题。
25年来，维梧资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打法：坚持One team（中 美团队协作）的前提下，实施桥梁战略（Bridging Strategic）。所谓桥梁战略是指，60名专业投资人士分列在中国、美国各半，建立成熟的两地团队协作，形成少见的可以兼顾中 美市场各自特点，对全球最先进的创新技术、产品进行挖掘和落地的能力。
“我们这个行业是建立在西方科学基础之上，中 美团队在技术方面说的都是同一种语言。同时，无论是技术、监管还是商业化运营，中国生物医疗行业也是不断的向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学习。维梧两地团队能有统一协作互动，和行业属性密不可分”，付山说到。
截止目前，维梧资本在全球累计投资超300家生物医疗企业，值得骄傲的一个数字是，过去十年美国FDA批准的新药共430多款，其中维梧资本投资了55款，这也充分体现了维梧资本对医疗技术判断的准确性和被投企业技术前沿性的深刻认知。
区别于通过FA或其它公开中介渠道“捕猎”项目的方式，维梧资本在中国投资的项目中，有95%都是通过自主挖掘的方式进行。已投企业“编织”的丰富合作关系和网络渠道、来自科学界和产业的团队成员独有的高潜力项目、维梧与国内外医药、化学、生物等领域优秀科学家和实验室的深度互动，这些都为维梧资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资源库。
通过多年的实战经验，维梧资本总结出医疗行业投资的三大风险，即对技术风险、监管风险以及商业风险的认知和洞察。
首先是技术风险，这也是行业投资最大的风险其他风险的消除，并不能实质上减少技术风险带来的损失。
目前维梧投资团队大部分人在科研技术和产业深耕多年，基本覆盖了生物医药的主要技术门类。例如在对创新药作用机制、临床前与临床数据的判断比较上，中 美科学家团队基于全球标准的实验数据协作判断，结合在此类靶点治疗的全球经验和数据，能对产品的科技风险进行充分识别、做出准确判断。
其次是监管风险。医药领域是受到强监管的行业，大到产品的审批，小到产品包装袋上的印刷内容，都受到严格监管。
随着维梧资本“桥梁战略”的深入落实，除了懂技术和市场外，投资机构还需要同时深谙两地市场的监管政策。只有深入了解中国药监局和美国FDA的监管逻辑，把握监管趋势，洞察监管意图，才能准确判断投资趋势。曾任职于国家发改委的付山与在美国生物医疗领域深耕近40年的孔繁建，在监管风险把握上都具有丰富的经验。难能可贵的是，维梧资本具备与被投企业一起与监管部门进行技术沟通、向监管部门献言献策的能力。
最后是商业风险，公司治理、人才招聘、运营管理、商业营销、业务拓展、融资上市等，均是决定公司在商业环境下是否能实现成功的风险因素。
生物医药行业很多创始人团队都是科学家背景，在公司运营管理及商业化运作方面容易存在短板。维梧资本多位成员曾任职于全球顶尖医疗公司担任高管及核心商业团队，能够协助被投企业建立有效的商业策略、高效的运营体系；上下游产业链资源的积累能够有效协助拓展被投企业的产品和业务范围；同时资本市场的丰富经验使得维梧资本能够推动被投公司在后续融资上市的进程中得到有力支持。
2019年底，维梧资本投资了国内高端医疗机构和睦家集团，并推动进行了一系列降本增效的改革，包括重新制定公司战略、实施零基预算、优化人员组织架构、区域市场整合等等，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和睦家医疗仍实现了运营利润的大幅提升。今年和睦家医疗私有化是医疗圈内的一笔重磅交易案例，维梧资本是背后的重要推手。
严格来讲，维梧资本更像是一个产业投资人。它不追逐风口，而是希望通过投资构建生物医药产业的环境体系，布局整个产业链条。
以其第九期美元基金的投资布局为例：维梧资本拟孵化创建专注药物早期开发的规模化研发平台公司；投资一体化、高技术壁垒、具备商业化的能力的化药和生物药CDMO；投资具备国际标准的临床CRO公司缔脉，实现可以在中 美两地同步提供临床服务，推动中国生物医药企业“走出去”和跨国药企的“引进来”；与此同时，维梧资本布局产业工具型平台，例如癌症早筛及诊断服务平台公司泛生子和提供全面生命科学实验室设备的ESCO(益世科)，在捕捉产业链各个环节增长的同时，实现投资公司之间的资源互通和支持。
此外，维梧团队一直坚持中 美双方系统性地对各个细分领域和潜在投资企业进行研究，雷达扫描以尽早锁定跟踪目标企业。在投资时，维梧资本已经想好投后赋能的方向和退出路径。而这都来源于维梧资本对行业的深入研究以及对被投标的深入尽调得来的底气和自信，这也为LP带来了一笔笔丰厚的回报。
生物医疗的未来在中国
未来10年，生物医疗在中国将成为一个黄金赛道。
回顾过去十年，自2010年起，生物医药作为我国确定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15年药政改革，加快药物审批速度；2018年资本开放，生物医药踏上牛市征途。
而在更早之前，维梧资本已经在美国完整经历了多个生物医疗产业的起落周期这种宝贵的经验在国内成为极具竞争优势的投资能力。同时，正因为医疗产业在各方面和美国存在着巨大差距，且伴随着人口老龄化下对医疗产品及服务的刚性需求，维梧资本一直坚信生物医疗的未来在中国市场。
如今，中国医疗产业发展进入加速期：优秀企业回国上市的大潮来临；国内上市制度的改革完善，支持生物医疗领域尚未盈利的优秀企业的上市；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优秀生物医疗企业，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开始转向人民币融资。
生物医疗对于维梧资本来说，是一个值得奋斗终身的领域。这将会是一场马拉松，一场跨越山海的追逐之旅，一场需要全行业为之共同努力的战斗。有人把马拉松当作短跑在跑，最终只能是半途而费。但对维梧资本来说，他们对被投企业的长期价值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做生物医疗投资，就是拥抱科学、拥抱科学家，用企业家的逻辑和方法，支持创新科学成果产业化、商业化。
中国医疗行业的创新在过去二十年间有了长足进步，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功不可没。“比如施一公院士，他是一个非常了解中国国情的科学家，怀着崇高的情怀和使命感，站在利国利民的角度去做科研，这才是真正的行业领袖”，付山说。
“做我们这个行业，如果不是一个坚定的技术主义者，如果不坚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绝对无法成就伟大的投资。”付山在最后的采访中强调，正式因为维梧资本在科学理性、价值判断和市场起伏中寻找最佳的投资时间，从而成就了一次次出手精准的投资。